例如三钱银子的火耗，实际损耗在一成，剩下的两成就直接进了官员的腰包。

因此百姓们抗缴火耗的事情屡有发生，百姓苦不堪言，抱怨朝廷，天启七年的陕西民变就有这么一个原因在里面。

骂名朝廷担了，却是肥了官员！”

众武将们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皇帝的用意。

而袁可立继续道：“陛下提出火耗归公后，无论地方征缴多少火耗全部都归国库所有，官员就没法从中捞好处了，

如果动了火耗，那锦衣卫、巡察御史、巡视组就能查到，后果就是直接被处死了。

如此一来，地方官再征收高火耗，百姓抗缴就会被查到，官员就倒霉了，那官员们自然就不会去收高得离谱的火耗，

火耗归公就能解决长期存在的地方官横征暴敛的弊政，减轻百姓们的负担。”

说完这些后，袁可立又朝崇祯躬身：“陛下，此举乃是仁政，乃百姓之福！”

“对百姓的确是仁政，但对官员们就不是仁政了！”

崇祯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实际上，这项策略还有一个配套的，那就是养廉银。

征收的火耗除了填充国库后，剩余的作为公费和官员的养廉银。

但崇祯看来这个养廉银就是扯淡了，收的火耗多，填充国库后剩余的就多，各官分到的养廉银就多。

虽然有几大监督部院巡查，收一钱和一钱二，对百姓区别不算大，整个省合在一起那就是大数字了。

而且他已经提升了官员的俸禄，未来还会有改动等等，养廉银是绝对不可能和火耗归公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