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过大明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自古以来都是一模一样，张居正说这是郡县制的必然。

朱翊钧将大明的政治的基本特点总结为：层层发包的任务下达、预算包干的财政干预和结果导向的考核监察，这三个维度就是大明最为典型的、最为基本的政治特征。

这和大一统、集权的概念是完全相反对立的，而又具有统一性。

大明的帝制制度设计之下，离开了皇帝完全无法正常运转，因为皇帝拥有决策权、否决权、干涉权和监察权，但同样地方拥有着极其恐怖的自由裁量权，或者说是事权。

皇帝管元辅、元辅管次辅，内阁管廷臣，廷臣管六部京堂衙门，京堂衙门管天下巡抚、布政司、按察司和都司，省道一级三司使和巡抚巡按管各府，各府管各县。

这就是大明朝最典型的，下管一级，也只能管到下面一级，这就层层发包任务下达的基础。

而京堂拥有的就是人事任免权，并且现在逐渐建立以结果导向的考核监察。

你完成了朝廷派下的任务，你就升官，你完不成朝廷派下的任务，考成法给你打个下评，草榜上你就是个无能之辈，张榜填名之后，会丢官，更有可能被追查。

考成法，就是以结果为导向的考核监察制度的补充，在这之前叫京察大计，而六册一账就是预算包干的财政干预，在此之前，大明实行的是哪里有窟窿哪里堵的四面漏风记账法。

以宣府大同段长城为例，朝廷一共给了一百二十万两白银，多了是你的，少了你自己想办法，朝廷派出兵部阅视左右侍郎，对长城鼎建进行监察，你没建，建的不好，就要追责，责任到人。

如果按照这个基本政治特征去俺答封贡，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儿。

王崇古上奏说罢兵言和，朝廷同意了王崇古的意见，王崇古报了一个一百多万两的数儿，朝廷觉得这个买卖不亏，就预算包干财政干预，给王崇古银子，只要把这个事儿办妥了，多少都是由王崇古一人担责。

这么一看，王崇古吃了朝廷的银子，吃了北虏的马，是非常符合基本行政特征。

毕竟俺答汗的确没有再扰边了，王崇古完成了朝廷赋予他的安边任务。

账的确可以这么算，因为当时大明真的打不过俺答汗，总兵不断阵亡，出塞作战就是死，俺答汗拥有进攻的绝对优势，那么对于朝廷而言，一百万两安定边方，不是不可以接受。

账也不能这么算，因为时代在变，自从李成梁拔了古勒寨之后，大明正在逐渐恢复出塞作战的能力，再想吃朝廷的银子，朝廷可不答应了。

王崇古是什么时候不再动这笔银子的？

从他被张居正轰出了文华殿回到了宣大填补窟窿的时候，他就在尽心做事了，时间在推移，朝廷正在恢复庆赏威罚的能力，再依寇自重，那是要死人的。

张四维、吴兑、方逢时，甚至王崇古的堂弟王崇雅都不肯放弃这些到手的钱财，吃下去没有吐出来的道理。

但是在和皇帝的斗争中，族党一败涂地，这和族党把决策权完全交给了一个蠢货有极大的关系。

万历皇帝为太子从隆庆四年就开始出阁读书，朝臣们的评价很低，尤其是高拱，也是基于这个基本逻辑，不能把绝对的决策权交给蠢货，张居正则认为可以把万历皇帝培养的不那么蠢。

大明清理族党，吃了一顿夹生饭，清理晋党的最佳时机，应该是戚继光在把土蛮汗彻底赶出了大鲜卑山以东的辽东地区，让土蛮汗和俺答汗直接冲突，这样就不是一顿夹生饭了。

而由张四维主导决策，发动的大火烧宫，烧不掉皇帝也要烧掉三娘子入朝觐见之事，这是个愚蠢的决定，是不弘不毅的最终结果，对于族党而言也是一锅夹生饭。

族党还没完全准备好，没有收买大多数的官僚、收买将领、庶弁将，塑造出一种朝廷苛责族党，我们不得不反的共同认知，甚至连贪墨的银两、粮草、马匹还没有转化为战斗力。

王崇古这个亲舅舅都抛弃了族党。

因为王崇古很清楚的知道，和皇帝支持下、戚继光统领的京营，比拼战斗力增长这件事，本身就非常的愚蠢。

就族党这个以特权经济为核心凝聚力的利益共同体，就从军饷度支上，西北族党愿意给困于粮饷的军兵，哪怕是一点点的好处吗？

结果和王崇古预料的一样，张四维什么都没做到，烧死皇帝本来就很难，成功率远低于溺水，而朱翊钧最过分的就是，让三娘子在地基上觐见。

张四维带着晋党一起倒霉。

王崇古看着陈学会和三娘子投来的怀疑目光，只能以喝茶来缓和一下气氛，这钱，他拿过，隆庆五年、六年，万历元年，这钱他后来不再拿了，万历二年、三年、四年。

“后来，这钱我都没有拿了，都被张四维他们拿走了！”王崇古被目光审视，终究是有些恼羞成怒，为了自己争辩了一句。

“三娘子你既然入朝商议马价银，那就好好商议，陛下已经赦免了我的罪行，你就是告到陛下面前，也没用，别想用这个作为谈判的条件！”王崇古申明了他已经被赦免过了，按照一罪不二罚的基本规则，陛下不会继续追究与他。

有些事最怕的就是对账。

王崇古本质上是个买卖人，他喜欢细水长流，而不是一竿子买卖，果然现在一对账，露馅了。

议价开始了，王崇古作为循吏，他对议价部分格外看重，那真的是分毫不让，最后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以上等马六银五钱、中等马四银七钱的价格，每年提供五万匹马，上等马最少要两万匹这样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