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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鉴图说》，这书魏广德当然知道，张居正指定马自强等翰林编撰的书册，做为万历皇帝的课本。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圣哲芳规”讲述了历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之举，下篇“狂愚复辙”剖析了历代帝王的倒行逆施之祸。

这书是按照张居正的心思编写，自然诠释了张居正心中的帝王之道，或者说这就是他心目中明君需要具备的素质。

为了迎合万历小皇帝年龄的问题，全书由一个个小的故事构成，每个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图。

书中的插图是明代的木刻版画，线条简单，轮廓清晰，朴拙中带有几分稚趣，可爱又不失传神，兼具欣赏性和收藏性。

所以书送到小皇帝朱翊钧手中后，他就爱不释手，经常翻看。

《帝鉴图说》上部题名为《圣哲芳规》，编录上自尧舜，下止唐宋共23个古代帝王的“其善为可法者”事迹共81则。

下部题名为《狂愚覆辙》，共录三代以下共20个帝王的“恶可为戒者”劣行共36则。

《周易》称九为阳爻、六为阴爻，这上下两部书在选取事例时分别以九九八十一或六六三十六为数，用以区分善恶，暗合《易经》，可谓用心良苦。

对于所取事例，每一则还有一个标题，标题全部以四个字为限。

如对汉高祖刘邦，就有“入关约法”、“任用三杰”等；对唐太宗李世民，则有“撤殿营居”、敬贤怀鹞”、“弘文开馆”、“面斥佞臣”等；对秦始皇赢政，即为“遣使求仙”、“坑儒焚书”、“大营宫室”；对宋徽宗赵佶，即为“应奉花石”、“任用六贼”等。

每一则事例都有情节、有人物，内容皆出自史籍，“记载未详者，不敢采录”，除引录史籍之外，各篇还附有用当时的白话文写的讲释，有的篇目后面还间或有一些简短的评论文字。

比如在《圣哲芳规》第17则《却千里马》中，编撰者就在讲释汉文帝为什么拒绝臣僚献千里马的动机时评论道：“夫千里马是良马也，文帝以为非天子所宜用，尚且不受，况其他珠玉宝贝、珍禽奇兽?

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

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

正文帝之谓也。”

其评论文字之深入浅出，言简意深，由此可略见一斑。

不过事实上，小皇帝朱翊钧虽然曾经对这书极为喜爱，但是在长大了，真正亲政以后的所见所闻，却因为和《帝鉴图说》差距巨大，不由得产生了怀疑，并由此推翻了以前所有受到的教育。

对张居正的这些谆谆教诲根本没听进耳，反而适得其反，当这位“少师兼太子太师”一死，他便全面推翻张居正倡行的新政，从此晏处深宫，荒疏朝政，并公然传索帑藏，成为明朝又一个昏庸透顶的帝王。

不得不说，张居正为了教育好万历皇帝煞费苦心，可以说给了大明朝最好的教育资源。

但是也因为要求过太高，高到不切实际，让万历皇帝心态逆反，反而做出了坏事儿。

魏广德此刻听到陈矩说两宫太后对张居正负责编撰的《帝鉴图说》好，心中却多少有些叹息。

他看过，自然知道是好书，可是这书的硬伤还是显而易见的。

张居正主持编撰这书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即为“视其善者，取以为师”；“视其恶者，用以为戒”。

其宗旨乃取唐太宗以古为鉴之意，“溯唐虞以迄汉、唐、宋理乱兴衰、得失可为劝戒者，条其事百余，各因事绘图，系之说”，故题名为《帝鉴图说》。

由于它图文并茂，的确激发少年皇帝阅读的兴趣。

可是，张居正终究是文臣，是儒家思想的坚定支持者，所以难免加入一些私货。

全书主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表达对儒臣群体的尊重，二是表达对儒家行为准则的崇尚。

这些故事主要包含三类主题：礼待儒臣、委任放权、征言纳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