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战事影响,江南地区的铁价这些年一直持续上涨,在江宁战事之前,毛铁料都超过铜价。淮东控制江宁之后,淮东打开对江南地区的商禁,又何尝不是江南地区打开商禁,放崇州铁料倾销进去?
早年江南诸府的铁料,主要由濮塘、溧水等地供应,濮塘铁的名气,实际不在平江绸之下。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兵马扩张速度过大,几乎在短短五六年间,兵力就增加到五六倍,濮塘等官营工坊产铁主要用于兵甲的制造,才使得江南诸府的铁料一下子紧张起来。
浙闽军将江宁及周边府县的工坊悉数摧毁,实际就是将江南这一块的市场都白白的让给淮东。崇州及山阳两地的铁场今年向平江、丹阳、杭州、湖州等地倾销的铁料累计达四百万斤,浮盈高达八十万两银更新oo——这个数字是别人在战前所无法想象的。
以传统的思想,林缚应该将铁料的生产、销售彻底控制起来。盐铁官营本是传统,只要控制产量规模,将铁价维持在一定的高位上,这样一来,淮东从铁事上牟得的银子,甚至将能超过两淮盐事,养兵之资也就不用发愁了。
宋浮实际担心淮东的产铁量继续大踏步的增加,一旦超过需求,铁价就会剧烈下滑,滑落到冶炼成本之下,铁场不但无益,反而会成为淮东的负担。
林缚倒不担心这个,关键还在于如何进一步的降低采掘及治炼的成本。
即使在天下靖平的庆裕年间,铁价都还维持在一斤毛铁料换二三十斤米粮、一斤精铁能换一石粮的高位上。
铁价奇高,一是跟铁矿采掘及冶炼技术落后有极大的关系;另外,除去官营铁场贪腐成风外,私营作坊受当世行会制度限制,规模无法扩大,致使冶炼成本难以降低,也有很大关系。
盐价高可不攀之时,民众只能以粗食淡饭以应;铁价的高企,也同样严格限制了铁料的广泛应用。
林缚初至江宁时,龙江船场造船甚至还在大量的使用竹木钉合船板——不是不知道铁钉的好处,也不是不能生产铁钉,恰是铁与铜等价,限制了铁料在造船上的应用。
而到后期,淮东所造之船,要比闽东、江宁所造之船,都要来得结实,实际就是铁钉及诸多铁构件的广泛使用。精铁所制成的构件,在船体内部代替硬木料,结构强度更高,而重量更轻,航速更快,船舱空间更大。在江宁还在为兵甲打造用铁发愁时,崇州用于造船的铁料量就已经上升到首位。
即使不谈造船等业,仅以民生计,江淮地区的用铁量也是极大。
受战事影响,江南七府民间的铁器拥有量也降低到一个极低的水平。
一是日常消耗而补充不足;一是战争掠夺厉害。
在用铁最紧张之时,董原、孟义山在杭湖等地都曾大规模远低于市价从民间强征铁器以补兵甲、战械生产用铁的不足。奢家过境时,更是将铁器作为战略资料进行掠夺。
战后民生恢复,农具及生活用品,对铁料的需求就极大。
林缚削减江南税赋,能够提高农户的购买能力,有助于铁器的推广,更能促进生产;继而进一步提高农户的购买能力,也进一步提高对铁料的需求。
濮塘、崇州、山阳、夷州竹溪四个铁场都建成之后,铁料产能也不到三千万斤。
这个数字,相比较当世,看上去非常的可观,但在林缚的眼里,后世一艘万吨级铁甲舰的用铁规模就在两千万斤以上,这点产能实在不能算得上什么。
如今江宁直接控制的地区,人口就超过两千万,这点铁料产能完全能消化掉。
就淮东当前的冶炼成本,产量真有富余,还可以向海东地区大规模的倾销。
仅扶桑诸岛的人口就将近千万之多,眼下淮东还仅仅是向佐贺氏、近乡氏及济州、东州以及高丽半岛的海阳郡输出兵甲而已。
林缚此时就着手大规模的建设濮塘铁场,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要进一步减轻江宁及周边诸县所面临的压力。
由于江宁城聚集了大量的官绅,使得江宁的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已有后世城市的雏形;相当一大批人,或直接为仆为役,或间接为这些官绅服务而维持生计。
战事不仅使江宁受到严重的摧残,江宁官绅也受到严重的打击。永兴帝东归以来,自太后以下,江宁官绅富贵,都被迫节俭过活,江宁城的城市经济就遭受重挫。
虽说张玉伯实施了许多赈济手段,但在战后,十五六万的城坊户对江宁来说,已经是一个极沉重的负担。
林缚一方面从江宁周边诸县招募农户迁往闽东安置,一方面恢复江宁附近的工矿等业,以吸收更多的剩余人口。
濮塘铁场及诸矿场的建设及河渠的挖掘,从江宁城直接招工就达五千户之多,也着实叫张玉伯缓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