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家，内法家，朝廷和地方在税收上的争夺，无法调和，这还是积重难返之症状。”

“拿伪明举例子，北方的情况或许糟糕一些，但是大家不少都是江南的读书人，应该很清楚，其实江南并不穷困，甚至这些年工商业的兴起，江南这里其实很富裕。”

“那些西洋人来到我们华夏，都会惊诧于我们华夏的繁荣，说我们是黄金之国，天朝上国。”

“而且大家的家里，缴纳的税款其实并不少，为何朝廷却拿不出钱粮来镇压叛变，对抗异族呢？”

此时的黄宗羲，便如同一个优秀的医生一样，精准的指出了伪明的病症。

财政之患，从设计之初，就留下了病根，以至于明王朝绵延二百多年，已经深入骨髓。

而且这病症，不仅仅是伪明有，其实历朝历代都有，只是伪明的病症更厉害一些罢了。

“我早先在书中，未述及此症背后的治政根底，但在谈如何解症时，却还是述及三代之治，这就是在告诉大家，积重难返之病，这不止是君王和官员欲壑难填的问题。”

黄宗羲的总结很清晰，华夏财税难题，根本症结就在外儒内法上。

而具体的缘由，则是朝廷在感觉财政艰难之后，总是找地方下手，将地方以银钱组织起来的力役资源归并到正税里，所谓正税，自然就是朝廷的钱。

地方被进一步削弱后，不是州县治理凋乏，就是为维持地方政务能正常运转，继续向底层民众施压。感性主宰理智的文人自然更喜欢强调后者，很少注意到前者。

“修路造桥，治安捕盗，这不过是细枝末节，只要尽心教化，人心安稳，就是挈住太平盛世之纲，这黄宗羲，果然只从楚行那学来吏员之术，舍本逐末！”

听到这里，袁枢直嗤笑不已，治世不问人心，就在这些事情上计较，果然是被银钱熏坏了脑袋，这大乾之官，若都是这般见识，他觉得自己脱困之曰已经不远。

“且听听他有何高论……”

文震孟曾虽然也没多少治理地方的经验，但身处朝堂，这“末”反而是他更关心的问题，跟读什么圣贤书比起来，这才是治国需要真正考虑的问题，他可不像袁枢直这种还没脱掉翰林气的年轻人那般，觉得“教化”才是治国之本。

正好有学生问了，这积重难返之症，到底该如何破解？

还有学生问得直接，眼下这大乾新朝，是不是在此事上有异于前朝之举？

黄宗羲呵呵一笑，转身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大圈。

“历代朝廷和地方，都是在争一块饼，而且是亲手来分，因为历代都是在百姓身上吸血……”

接着他又画了两个圈，跟之前那个圈套在一起，形成了上面一个，左右两个，相互套起来的三个圈。

“我大乾新国，要引入地方，引入工商、引入农人，大家一起来分。有人做评断，来定这饼多大多小，有人来商量该哪些人分受，各自分受多少，有人来监督分的过程，总之要让民不觉苦，州县不穷，工商得利，朝廷有力。”

黄宗羲只扯了一个开头，后面就说得含糊，吊足了学生们的胃口，旁听的二人也很不满意，袁枢直觉得这家伙是根本不知道，就随口忽悠，又准备出声嘲讽，却听黄宗羲再道：“具体要如何行事，或许不久后，诸位就会从大王令上看到。”

“这是大乾王上要伤脑筋的事，如果我能有那本事想得通透，恐怕大王早就把我抓进王府做军机大臣了。”

黄宗羲一脸笃定地微笑，肚子里却如此念叨着。

“我们的祖先之聪慧，即便是今天来看，依然让人崇敬。”

“几千年前，先辈就将矿石冶炼成为铜，通过铜铸成钱币，并赋予它莫大的威能。由它互通有无，人力货物聚沙成塔，万民得享其利，当然也由它压榨人心，万民坐受其害。

三代而下，国税由布帛粮米，渐渐转为银钱，此乃天势，不可逆转，而我等掌国宰民，应究这银钱之上的天道，扬其利，绝其害。今日会议，不容虚言，我等当尽心于实事，朝廷与地方之税制如何调理，摊丁入亩如何着落于实处，这两事，乃砥定我大乾新朝治政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