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所有官员都可以、也必须经常给皇帝写密折，内容只有一个，把身边官员的一举一动全密报给皇帝知道。

谁写少了、写的不疼不痒了，谁就是有意隐瞒，不忠于皇帝，后果可想而知。谁写的多，天天打小报告揭发亲朋好友，就会得到皇帝赏识，升官进爵。

这是啥，这就是逼着人和人之间撕掉最后的遮羞布，把周围的人全当成死敌，互相告密、互相诬陷，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然后就没人会深琢磨皇帝的对错了，皇帝也就省心了。

至于说让这么多道德败坏、除了人玩人屁本事没有的人登上高位，会不会拉低社会道德底线、影响国家发展，统治者才不管呢。

他们要的只有权力，百姓的死活无非就是家里牲口的存栏量，不是说一点不操心，反正不会当成人看待。倒是权力小了，即便国家无比强盛也没任何意义，反倒是看着更着急。

明朝的官场里不能随便给皇帝写密信打小报告，但他们能利用言官的本职工作当武器。反正骂了也是白骂，不用证据就能随便弹劾官员，谁想对付政敌就先让言官出头挑事儿，等事情闹大了再看风向决定入场时机。

按照这个逻辑分析，钱梦皋是浙党，也就是沈一贯的人，郭正域则是沈鲤的门生，妥妥的东林党人。钱梦皋突然跳出来说郭正域有嫌疑，矛头肯定是指向沈鲤的，背后也肯定站着沈一贯。

然后整件事的脉络就清晰了，浙党和东林党又开战了，这次是浙党先发起的进攻。妖书案不过是他们用来党同伐异的武器，只要能证明妖书案和对方有关，或者把水搅浑，趁机挤走几个对方的官员就是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