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光有好的生产工艺并不能解决大明的盐业问题，管理才是关键。巡盐御史和都转运盐使司的体系显然已经烂透了，除非推倒重来，否则换谁去也是杯水车薪。

可推倒重来动静太大了，手里也没那么多合用的人手，所以还得来个两条腿走路。一边对旧体系进行重点打击，一边创建新的体系。就像当年的海上剿匪衙门一样，先在盐业上钻个小洞，看似不疼不痒，实则是奔着挖根去的。

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只要别逼得太紧，大部分私盐从业者肯定不愿意抛开身外物赤膊上阵。等他们反应过来，盐业公司也站稳脚跟了，所需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了，再大规模更替成本会小很多。

至于说为什么要在山东和山西设立新盐场，而不是到新政更普及的福建和广东，这就是常识了。山东的日照时间比广东、福建多很多，晒盐和种地一样都是靠老天爷赏饭的工作，必须要顺从天意，不可人定胜天。

而山西平阳府的司盐城有个大盐湖，虽然属于池盐，但产量非常高，仅次于两淮盐场。当地除了晒盐，还有不少煮盐工艺，需要大量煤炭和木材，对植被破坏相当严重。

盐业公司的到来，不光要取代传统的煮盐工艺，还要把盐场扩大，增加机械设备，变相带入了部分新政体系，等于是为在山西实施新政铺路，一举两得。

在布局上，一东一西两个食盐主产区分配更合理，基本能解决北方各省的食盐需求，减少了运输环节，进一步降低了成本。

“如此甚好，臣遵旨！”一听说只在山东和山西进行盐业改革，两淮和浙江都不动，袁可立马上轻松了不少。这两个地区不光是最大的产盐区，还云集了半数以上的盐商，又是顽固派的老巢，官绅势力盘根错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