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条材料无疑经过精心筛选、有“混淆是非”的作用。

其手法相似，均是半真半假。真者是“劝进者”确实存在，假者则是“袁绍面对劝进的反应”。

（1）袁叙劝进

袁叙是绍从弟，即袁逢子。绍亦逢子，只不过因“庶出”而过继给伯父袁成。换言之，袁叙是袁绍血统上的亲弟。

考虑到袁叙未有出继记载，可知其大约与袁术（亦袁逢子）相似、亦是嫡出。

注：绍、术、叙三人同父。

袁术奢淫放肆，无外乎仰仗嫡出身份。很难想象在汉末“嫡庶之别、士庶之别”日趋明显的环境下，（术弟）袁叙可以洁身自好。

实际从“袁叙劝进”便可看出，其“轻狂放纵、口不择言”与袁术毫无二致。

济阴太守叙与绍书云：“今海内丧败，天意实在我家，神应有征，当在尊兄。”--《献帝起居注》

且袁叙劝绍即位，大概率出自对“亡兄袁术”的同情。因为彼时（199）恰逢袁术兵败北上，半途而死。

南兄臣下（即袁术）欲使即位，南兄言，以年则北兄（即袁绍）长，以位则北兄重。--《献帝起居注》

同书材料并未明言袁绍“许之”，仅说“袁绍宗族凶逆无道、乃至于此”。

绍宗族累世受国重恩，而凶逆无道，乃至于此。--《献帝起居注》

可知此处实际是在批判袁术、袁叙兄弟；但这种前后杂揉的笔法，却无疑将“斗争矛头”引向袁绍本人。

（2）袁术“归帝号”于绍

袁术僭越称帝（197）人所共知。在各路军阀的打击下，未几便兵败身亡（199）。

术死前“北上冀州，欲归帝号于绍”的记载，见于诸书。但“绍暗中同意”的记载，却出自王沈《魏书》，因此可信度极差。

术归帝号于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绍阴然之。--王沈《魏书》

袁术死前众叛亲离，托庇“私情不睦”的袁绍固然逻辑不通，权且信之。但袁绍“赞同袁术劝进”的记载，却着实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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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魏书》是臭名昭著的秽史，其中涉及到“政治立场”的材料，几乎一无可取。

王沈独就其业，勒成《魏书》四十四卷。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史通正史篇》

术称帝是真、给袁绍的“劝进书”大概也是真。问题是，绍是否同意称帝、则十分值得怀疑。

考虑到王沈“膝软如棉、面厚于铁”的仕宦履历，我更倾向“绍阴然之”是王沈杜撰的衍文，其意在贬低袁绍。

（3）表字附会

袁绍字“本初”，起兵于“初平”元年（190）。因此《英雄记》称袁绍以为“表字与年号相合”，天命在己。

是时年号初平，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英雄记》

这毫无疑问是王粲本人的胡言乱语。

本初是汉质帝年号（146），绍大概率生于此年，弱冠后以此纪年。

抑或袁绍出继伯父袁成，成壮年而死；故“绍”者，取“继承”之意。本初者，本祖初业，即承继亡父未竟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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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以“本初”强行附会“初平”，甚至借此宣称袁绍有僭越野心，无疑是令人发笑的。

《英雄记》作者王粲，本仕宦刘表。粲随刘琮降曹后（208）官运亨通，一路做到了魏国侍中。

后（粲）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魏书二十一王粲传》

须知，彼时（213-220）汉廷官制已经分化成两种系统，一派是汉官（三公九卿），另一派是魏官（三公六卿）。

侍中定员四人，比二千石，出入帷幄、应对左右。换言之，王粲是曹操的贴身近臣，其政治立场也便可想而知。

粲贵为建安七子，《英雄记》亦堪称经典；但此处以“表字、年号”相附和，借以讥刺袁绍“不臣之心”，纯属飞言附会。

（4）耿苞劝进

耿苞是袁绍主簿，上书劝绍称帝。群臣非议，绍遂杀苞。

绍以包白事（即劝进）示军府僚属，议者以包妖妄宜诛。绍知众情不同，不得已乃杀包以弭其迹。--《后汉书袁绍传》

此材料在（南朝）范晔笔下尚属中立、在（魏人）鱼豢笔下，则被扭曲成“袁绍授意耿苞劝进，犯众怒后又杀人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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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贡御希慢，私使主薄耿苞密白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典略》

鱼豢固为良史，《魏略》、《典略》亦堪称名著。问题是，“耿苞劝进来自袁绍授意”，鱼豢是如何得知的？

袁绍是汝南人，活跃于在魏郡邺县；鱼豢是京兆人，活跃于长安、洛阳。且二人年龄差距甚大，昔日如此隐秘的故事，恐怕连当事人都搞不清来龙去脉；鱼豢却“一口咬定、作成铁案”，委实可怪。

合理的解释，就是鱼豢出自魏人的立场，对绍颇多讥讽。弥天黑锅一股脑扣在了袁氏头上。

此外，尚有两条佐证，咱们下一章继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