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诸军阀就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平衡各方势力，艰难求存。

一言蔽之，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注定了袁绍集团的分化。

官渡之战，袁绍便因此而败。

这种情况，曹、刘、孙三家皆存。

汉末不是后世，这些人思想意识拘泥于乡党。

遑论就算是后世，乡党的意义也非比寻常。

（刘焉）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刘）焉。--《蜀书刘焉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傅子》

按照出身籍贯，可将袁绍集团成员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泛指中原地区，并非河南郡）与河北（黄河以北，泛指幽、冀、并地区）两大阵营；

其中河南集团又可划分为颍川与南阳两派，这与韩馥及袁绍的出身及仕宦履历存在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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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可见记载看，河南派与河北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

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

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

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屡见不鲜。

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河南、河北两派成因：

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三互法”。

“三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一制度在后世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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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案例中，曹操的做法与韩馥相似，即依靠同乡维护其统治。刘备的做法则与袁绍相类，他们由于早年颠沛，远离故土，因此更加青睐于任用籍贯各异的元从集团进行统治。

其中，孙策家族的情况最为特殊。这一家族虽然籍贯扬州吴郡，但发迹于淮泗地区，围绕在身边的也多是江北人士；

因此孙策东渡时，不似归乡之举，反而更似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

关于这一问题，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孙策）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类，力加排斥。--《孙吴建国的道路》

其中，袁绍麾下南阳人属于河南派。

因为汝颖宛洛（汝南、颖川、南阳宛城、洛阳）并称为中原腹地。

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续汉书五行志》

有鉴于此，南阳出身的逄纪、许攸，与汝南出身的袁绍，在洛阳时成为“奔走之友”，最终共赴冀州，渊源即在于此。诸人虽然籍贯相异，但存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便存在合作的基础。

从可见记载看，袁绍集团中的南阳士与颍川士的利益诉求高度相似，他们在对抗河北士人的斗争中更是同气连枝，这无疑属于出身、文化背景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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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极为寻常。

在乱世，若任官不避籍贯，以土人治土人，最终必然导致地方割据，甚至流官在任时间稍长都可能埋下割据隐患。

若任官避籍，以流人治土人，又必然将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分化。

不同群体间相异的利益诉求，导致这一现象成为宗法专制社会中难以解决的痼疾。

再来看看袁绍对待河南、河北集团的政治态度：

虽然诸书未曾明言，但从《绍传》记载来看，袁绍对待集团内斗其实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即扶持河南士，限制河北士。

理由不难理解。

袁绍是豫州汝南人，属于河南士人；其幕府中的河南人，或为韩馥旧部（多为颍川人），或为袁绍在洛阳时代的旧友（多为南阳人），或为其宗族姻戚（多为汝南人），三者均属流寓之士，在河北地区不具备根基，因此必须给予额外关照，否则便会被土著势力吞灭。

袁绍的行为并非孤例。孙策、孙权扶植淮泗集团抗衡江东土著；刘焉扶植东州集团（三辅、南阳人）对抗益州土著，刘备扶植荆楚集团对抗川蜀土著，均属此类。

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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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所见，袁绍虽然对冀州的豪强魁首多有延揽、拉拢之举，但在河南、河北集团发生冲突之时，袁绍几乎无一例外，每次均站在河南集团一边。

本章先讲到这里，下一章咱们以审配、田丰、沮授、张郃四人为例，分析袁绍的立场倾向。

今日起恢复两更，第二更11点左右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