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这群地方豪强势力，本质是“薛定谔的游侠”。

满满的量子力学不确定性。

如果遭到官军剿灭，那他们自然便成了“寇、盗、匪、贼”之属；

但如果侥幸发迹（如刘备）或押宝成功（跟对了主子），那就可以鸟枪换炮，成为开国功臣。

甚至其众早年的流氓生涯，也会被一并美化为“游侠之事”（如典韦、许褚、臧霸、甘宁等人）。

由此可见，“游侠”的标签儿，根本没有荀悦说的那么伟光正，其本质是“以成败论英雄”的遮掩之词。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亘古未变。帝辛一时雄主，只因牧野战败便沦为商纣，遭万世唾骂。

可见失败者从来都没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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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

袁绍也是一个典型例子。

因此，史书中大量出现的“盗贼”，其实就是游侠的另一种面貌，是对“失败的、站错队伍的游侠”的蔑称。

在平行时空中，袁术君临天下，郭祖、公孙犊、管承、于毒、李大目、张白骑之流，则出将入相。

毫无疑问，这群草莽的早年故事，也一定会被美化为“轻侠仗义、知名当世”。

就如同许褚、典韦等辈，如果不是因为恰好跟随曹操（且曹操恰好成功），那他们在史书中必然湮灭无闻，遑论留下侠名。

显而易见，古代语境下的“侠”与“贼”并无本质区别，只不过看书写立场与人物成败而已。

因此，游侠与流寇，在许多情况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比如袁术是个“好游侠”的高门子弟，但在穷途末路之际（199），竟想投奔天柱山的部曲帅陈兰、雷薄。

（术）为太祖所败，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灊山。--《魏书袁术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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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陈、雷二人是在当地做贼的“山大王”，可见袁术已经窘迫到“落草”的地步。

可想而知，如果袁术在某个平行宇宙中发迹，那天柱山贼的履历中，必然会记上一笔“昔在天柱，保山抚民，人众归焉，以侠烈从太祖”之类的溢美之词。

袁术的苦情人生，便是从“侠”到“贼”的生动反映。

荀悦作为汉末著名的时政评论家，对“游侠”的定义，难免掺杂个人立场。

荀悦是汉献帝的侍讲，且与曹操不睦，因此许多言论，都是其政治主张的反映。

时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乃作《申鉴》五篇。--《后汉书荀淑传-附传》

客观评价，“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的定义，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至于“以正行者为武毅，失之者（走邪道）为盗贼”，则无疑是荀彧族兄荀悦“高门出身、不食人间烟火”的虚构与想象罢了。

从《三国志》的实际书法来看，游侠与盗贼的区分，根本无关乎“正道与邪道”，而是“以成败论英雄”的牵强附会。

看袁绍、袁术、曹操、许攸等人少时的作为，完全是群游手好闲的混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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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褚、典韦、甘宁等人，则干脆是打家劫舍的强盗，草菅人命的恶匪。

（甘宁）少有气力，好游侠，招合轻薄少年，为之渠帅……放所将夺其资货，于长吏界中有所贼害，作其发负，至二十馀年。--《吴书甘宁传》

上述两类人物，与侠义精神完全不沾边儿，遑论“履行正道”。

说穿了就是贵游子弟、以及权门附庸而已。

既然侠客不能以身作则，那盗贼也该重新定义。

其实乱世中“侠”与“盗”的界限是相当模糊的。

比如“气侠”的袁术，最终便沦为“草寇”。

更为悲剧的是袁术的“落草申请”还被山大王拒绝了，可谓落地凤凰不如鸡。

（术）奔其部曲雷薄、陈兰于灊山，复为所拒，忧惧不知所出。--《魏书袁术传》

所谓的游侠，是穿梭在灰色地带，游走黑白之间的人物，要么成功上岸、要么彻底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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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所谓的“临危受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不过是学者的美好想象罢了。

理由显见。

因为“轻财仗义、临危救难”的行为，需要庞大的财力物力为支撑。

而“不事生产”的游侠，连自己的温饱都无法解决，遑论救他人之苦。

因此见于史书的“侠”，往往托庇于权门。或是贵游子弟，或是豪门附庸。

就算荆轲、聂政、专诸等“侠之大者”，背后也无一例外有大金主为靠山。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

乱世焉存浪漫主义？不过争名逐利耳！然则，英雄浩气长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