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豪族大姓往往利用“朝廷下令释放奴婢”的机会，将年轻力壮的奴客留下，将年迈无用的奴客轰走，美其名曰“还你自由”，实际是令其自生自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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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现代资本家裁员，却谎称“为社会输送人才”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

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汉书哀帝纪》

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戏游亡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宜免为庶人。--《汉书贡禹传》

“奴客”的称谓，见于史册较早，至少在西汉中期便已出现。

关于“客”的卑微化，唐长孺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客和部曲》一文中有过详述。

唐老曾注意到，奴客大抵都是缺乏教养的无赖，他们替主子“干脏活，牟奸利”，乃至“作盗贼”。

（今陛下）崇聚票轻无谊之人，以为私客；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汉书五行志》

此处“票轻无谊”，即“剽轻无谊”，泛指亡命徒。

看上去“客”的身份变化，似乎与他们的个人素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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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客”的卑贱化，核心原因在于生活上依附于豪强，缺乏个人选择的自由。

在地主豪族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大部分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底层群众，因为生存艰难，被迫沦为权势者的奴客。

在马太效应（也叫二八效应）的作用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最终大量的失地农民与破产手工业者，便顺理成章地沦为富室强宗的附庸。

同时，彼时的“丁税”制度，也为奴客的诞生提供了肥沃土壤。

丁税即人头税，即无论个人财富多寡，都必须按人头缴纳赋税。

在丁税之外，百姓还要承担沉重的徭役，而富户不仅有着多样的避役手段，甚至可以通过个人权势，庇荫田庄内的奴客，使之不服徭役。

比如《魏书司马芝传》记载，司马芝出任菅县县长时，辖区内的豪族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多年来从未接受官府的征役。

司马芝想征调刘节手下的宾客服役，也遭到断然拒绝。

郡主簿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馀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司马）芝差（刘）节客王同等为兵，掾史据白：“（刘）节家（宾客）前后未尝给繇（指兵役徭役）。”--《魏书司马芝传》

按两汉制度，县满万户设县令，不满万户设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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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菅县的户数不满一万。

刘节不过是条籍籍无名的地头蛇，在这个不满万户的小县，却能霸占十分之一以上的丁壮人口（千余家），足见彼时的贫富分化到了什么地步。

《江表传》则记载，豫章太守华歆，在任内想要征发海昏县的丁户服役，但豪强“阻壁坚垒、断绝道路”，于是“太守欲发调一人而不可得”。

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鱼（即华歆）所遣长吏……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指坞堡），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太守）发召一人遂不可得。--《江表传》

如此“强汉”，不亡才怪！

对于地方豪强而言，这些“奴客”就是自己的私产。

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他们是很乐意同官府掰掰手腕的。

所谓“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虽然是近代的舶来品，但至少在两汉三国时代，勤劳智慧的中国人，便通过实际行动，践行了这句名言。

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奴客可以有多种身份变化。

从糜竺与陈登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奴客身份的变化途径之一，便是从“奴隶”到“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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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糜竺

建安元年（196）刘备与袁术大战于徐州广陵郡淮阴县，史称“争盟淮隅”。

结果袁术勾引吕布，偷袭刘备老巢下邳，备军大溃，逃至广陵海西县。

在吕布、袁术联军的沉重打击下，刘备断粮，军队“穷饿侵逼，自相啖食”，命在旦夕。

（刘）备军在广陵，饥饿困败，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穷饿侵逼。--《英雄记》

千钧一发之际，东海大商人糜竺，带着天使投资从天而降，“贡献二千奴客，金银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