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赵旻的小婶婶蔡琰，则正在宴会厅中，率1众侄媳妇，指挥赵家的仆客、婢女们布置整齐食几、坐席、蒲团（汉末跪坐之坐垫，夏秋用枰，也就是1种供单人跪坐的坐榻，冬春则用蒲团）。

赵旻虽然已量产出胡床（1种带靠背的大马扎子）、桌椅、板凳等家具，但同样由于秦汉礼节深入人心、且根深蒂固之故，这时代之人，仍然偏爱跪坐于蒲团、坐席之上。

君不见，小日子如今仍保留着，这1来源于大汉之习惯？

【作者题外话】：接着上1章继续为您说。

即使拥有如此强横的实力，董卓为了废立之事，依然苦心编纂了诸多借口——虽然这些借口荒诞不经，但荒诞不经的名分，也是名分。

董卓出身边地，“习于夷风”，乃至被称作“羌胡之种”。在东汉士大夫眼中，他大抵是个没有规矩的人。

（董卓）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魏书董卓传》

但入了京都之后，没有规矩的董卓，也不得不效仿起士大夫阶层的规矩，为自身的荒唐行径，寻找大义名分。

以东汉末年何、董两代外戚的覆灭史来看，实力与名分，可谓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权力斗争固然以“实力”为依托，但又不全凭实力；在实力之外，必须笼罩上1层“名分”的面纱。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这1点并非东汉独有，2十5朝皆如是；甚至并非中国独有，西方亦然。

比如臭名昭著的十字军东征，干的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口中却宣称在贯彻上帝的意志——仿佛有了这般自欺欺人的借口，对异教徒的**烧杀，便具备了不可撼动的合法性。

诚如开篇所述，所谓的名分，不过是实力者对“不合理法之行径”的自我辩护。

举例而言，魏帝曹髦即位之初，是“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的良才；而曹髦被弑之后，则成了“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狂徒，前后判若两人，可知全出于司马氏的污蔑。

（高贵乡）公神明爽俊，德音宣朗。罢朝，景王（司马师）私曰：“上何如主也？”钟会对曰：“才同陈思（指曹植），武类太祖。”--《魏氏春秋》

司马氏丑化皇帝，固然可恨；然而“丑逆不道，性情暴戾”的污蔑之言，却并非出自司马氏，而是来自曹髦嫡母郭太后。

5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2十。皇太后令曰：“……（曹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吾数呵责，遂更忿恚，造作丑逆不道之言以诬谤吾，遂隔绝两宫。”--《魏书高贵乡

公纪》

毫无疑问，郭太后是在司马昭的胁迫之下拟写此诏；但侧面也可以看出，弑君者司马昭，虽然狂悖至极，但也需要寻求郭氏的口头支持，即所谓的“名分”。

可见实力与名分，是1体两面、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没有实力，名分便如无根之浮萍；没有名分，实力便成了作恶之凶器。名实兼备，才好恣意妄为，任心而行。

由此观之，所谓的大义名分，实则无异于烟花柳巷处的遮羞之布，秦楼楚馆间的贞节牌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