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院的职能就相当于纪委，御史大夫由一位三公兼职，三公的级别要比九卿高，这样就能行使监察的权力，监督天下百官。

这样从公检法方面，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层面，大家都基本同级，互相没有领导职能。就不会发生权力聚集，有地方官员一手遮天的事情。

而公检法以及地方官吏又同时受到监察院的监督，监察院的最高领导又比公检法的最高领导级别高，就相当于纪高官肯定要比公安局长官大是一个道理。

如此就差不多完善了目前的公检法，减少各地冤假错案发生。

听上去这个体系似乎是抄袭后世共和国的官员体系，但实际上这是汉朝自古就有的三司体系。

只是汉朝的三司体系并不成熟，地方上并没有做到公检法分离，只有中央有廷尉、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组成最高三司领导，只负责重大案件，地方案件不管。

而到了唐朝开始，我们国家的公检法制度就已经相当成熟，公检法逐步分离，有大理寺卿、刑部尚书、御史中丞这三名官员执掌，称为三司推事。

到明清时就基本完善，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组成三司，大理寺负责审案，刑部负责破案，都察院负责检察。

所以陈暮并不是抄袭后世共和国体制，而是将汉朝官僚体系，逐渐往明清时代发展。

不要以为明清制度很落后，明清属于封建时期的巅峰朝代，各类体制相当完善，特别是清代，整个官僚体系的运转效率非常发达。

乾隆这种人玩了几十年，江山还是稳如泰山，可见大大小小事务已经基本不需要由皇帝亲自处理，都有各自职权部门处置。

陈暮把制度慢慢推进到明清时期的制度，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而且还是现有体制下的一种飞跃。

同时地方公检法，除了都察院，大理院，尉院三司以及负责监察的纪委机构以外，还另外设置了一个吏治院。

这个机构相当于唐朝三省六部的吏部下属机构，它的存在并不是起监察职能，而是起审查职能。官员成绩干得好不好，道德水准高不高，都由他们记录，送到中央进行审查。

汉朝是一个高道德要求的时代，人们普遍尊敬道德水准高的人，一个人如果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那么这个人很容易就被推举为孝廉做官。

因此在顺应时代的同时，陈暮也必须要求官员不仅有治理地方的才能，还要有极高的道德准则。

如果是在唐宋以后设置这个机构，估计大概率起不了什么作用。

官员该贪腐就贪腐，该枉法就枉法。

但在汉朝，官员都非常注重乡里名望，如果一个人的名望很高，像李膺那样，被称为天下楷模，那么走到哪里都会被人尊敬。

像如今青州就有大儒王烈，堪称汉末品德高尚模范典型，为人刚正不阿，公平处事，在青州名望极高，因此被陈暮推举为青州吏治院州院长。

他在青州，青州不管百姓还是官员，都必须注意自己的道德水准，大大提高了德治。

正因为汉朝的特殊风气和情况，让陈暮才决定治理地方就用德治与法治。

用品德约束官员和百姓，有法律来严惩罪犯，同时公检法分离，剥夺县令县丞等对案件的一手遮天能力，防止冤假错案，对于制度相对落后的汉朝来说，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吏治院的最高领导由三公中的司徒兼任，东汉并没有一个吏部机构，官员的升迁贬谪基本是靠皇帝一句话，所以设立吏部就非常有必要。

但还是那句话，如果直接推翻三公九卿制度，过于激进，所以只能重新划分职权，来间接达到这个目的。

三公当中，太尉执掌兵权，相当于兵部，司徒执掌教化，相当于礼部，司空执掌水利建设和土木建设，相当于工部。

而这只是名义，在实际生活当中，他们基本都是个空架子，太尉控制不了士兵，司徒管不了教化，司空也控制不了水利和土木。

因此陈暮将他们的职权进行变更，从而让三公有了实权。太尉不再掌控兵事，兼职御史大夫，如此一来，太尉就成为了监察院最高领导人，相当于后世******。

司徒兼职中央吏院院长，相当于三省六部当中的吏部尚书和后世的组织部部长，控制全国官员的升迁，审查官员的政绩，监督官员的道德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