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刚过，景祐四年的新年来了。

虽然过年前后便是立春，但温度尚未回暖，河北来的朔风吹拂，让空气中依旧弥漫着淡淡寒意。

大年初三的时候，政制院下了由皇帝签署，政制院承旨的诏书，召陕西转运使范雍知河南，令权知开封府范仲淹为陕西经略使，主管关中军事民事。

除此之外，又令签书枢密院事王德用为主将，从京畿路的驻屯禁军调拨精锐之士两万人，浩浩荡荡开赴西北，屯驻边关。

根据目前的情报来看，李元昊的兵力绝不止十五万，至少在二十万以上。而宋军在西北边关驻扎的兵力也就二十来万，且还要驻扎于六路四线几十座城池，机动性非常差。

这种情况下，宋军每次交战，可以调用的兵马也就几万人。所以历史上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战争规模都不大。

三川口宋军步骑万余，好水川之战任福的部队不到两万，定川寨之战更是只有九千。

反观李元昊那边，虽然总兵力略少于宋军，但由于是主动出击，加之骑兵机动性强，所以每次出动都能达到十万人规模，次次以多打少，偷袭围歼，取得了三次大胜。

所以王德用只带两万禁军过去，显然不足以支持战争。

但也没办法。

驻屯禁军人数众多，调拨十万人过去都不算难事，难的是西北又增兵十多万，后勤压力会非常大，边地粮食不足，将给国库增加很大负担。

因此既然明年李元昊才会称帝，战事要到大后年才会正式开始，那么还不如先派遣范仲淹和王德用他们过去。

利用这段时间范仲淹可以整顿西北的军事和民事，一边兴建水利设施，在后方开边屯粮。一边于延州、庆州、渭州等地，铸造堡垒，步步为营，阻拦敌人于国门之外。

这些地方就是后世陕西延安、甘肃庆阳以及宁夏固原一带，是为大宋西北屏障，同时也是大宋将来会面临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的地点。

只要守住了这些地方，那么战事可期。

景祐四年一月八日，诏书下达之后，枢密院紧急从京畿路调两万精锐于汴梁城西。两日后，范仲淹与王德用正式启程，出发戍边。

赵祯本来想亲自送他们出城，但吕夷简、王曾等人劝阻，不允许赵祯的銮驾亲自出去。

主要是担心城里的西夏与辽国探子得知情报。

因为如果正常情况下，边军轮换是常有的事情，但要是皇帝去送，那么就说明这次行动很重要，在明知道对方在城内有探子的情况下，还亲自出城，显然有些不理智。

这样会让李元昊以及耶律宗真警觉，认为宋朝可能会在边境有大动作，从而发生意料之外的情况，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赵祯也只能遗憾不去，让赵骏代为犒劳军队，送他们出城。

赵骏在一月八日的时候，就已经带着皇帝赐予的美食酒水送入军队营中，又亲自安排人手，将每人赏赐的五十贯钱发放到每个士兵手里，同时给他们一天假期，让他们能够安排事务。

等到一月十日，军队重新集结，士兵们把钱有的花天酒地，有的留给了家人，还有的干脆把钱带在了自己身上，并且暗暗发誓戍边结束，就回家结婚。

至少这些士兵们还不知道未来战事要开启，还以为就像往年一样，只是京畿路的屯驻禁军与边军之间的正常轮换而已。

两万大军集结于西城外，各类辎重、粮草、车马都已经准备妥当，官府又雇佣了三万民夫，给的钱不多，因为只送到大宋西京，也就是洛阳。随后由洛阳那边组织人手，送到同州去。

这样一站一站地接力，各地民夫只需要送三四百里，十多天就能来回。官府便可以节省一定财政，民夫能够少消耗民力，从而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

十日上午清晨，天色才刚刚蒙蒙亮，赵骏的马车就缓缓出了万胜门，抵达了汴梁西郊。

西郊一片旷野，有农田、有山林、有村庄、有河流，汴河的水舒缓地流经城外，涌入东京，在河边宽阔的官道上，是一望无际，仿佛一眼看不到边缘的军队士卒。

范仲淹与王德用骑在马背上，他们从未进行过队列，使得王德用不得不先安排好他们的行军位置，重新派出阵型，否则的话将乱糟糟一团。

当太阳还未升起的时候，赵骏以及吕夷简、王曾他们的车队便徐徐驶来。这次吕夷简他必须来，因为在明面上便是吕夷简举荐的范仲淹，也是为了消除当初范仲淹上百官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