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即便是这样，阻力也已经相当大了，可见在宋朝改革的艰难程度有多大。

“嗯。”

范仲淹应了一声，随后问道：“接下来还继续施行别的新政吗？”

“当然，这个要不遗余力地执行下去。”

赵骏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不过我也考虑了一下，如果长时间严格执行考成法，对官员的积极性打击确实很大，所以我觉得可以转换一下思路。”

“什么思路？”

“增加奖励措施。”

“奖赏吗？”

范仲淹想了想，现在确实只有惩罚措施，而无奖励措施。

如一个人干的好是应该的事情，但如果干的差了，没按时完成任务，可能要被罚奉，再出现纰漏，就可能要记过降职，最严重的就是罢官了。

目前全大宋倒是还没有出现因为没有完成考成法任务而被罢官的不称职官员，主要被罢职的是考成法下纠察出来的贪官污吏。

但继续长期这么严格执行下去，官员可能会懈怠，像明朝那样出现三分之一官员不合格的情况也不是不可能。

所以定好奖励措施，或许确实能提高官员的积极性。

“是的。”

赵骏点点头道：“官员其实就两种，一种是最上头的说了就能算，另外一种是最下头的说了就能干。反而中间的官员往往起一个传达的作用，但就是中间的官员容易坏事。把一个好政策传达成坏政策，造成不良的结果。”

“嗯。”

范仲淹沉吟着赵骏的说法，片刻后点头赞同，这一点他深有体会。

比如说他想实施一个政策，但这个政策会妨碍中间官员的利益，那么这些官员又压着最下面的底层执行官员。

他们就可以通过暗示、引导乃至压迫等多种方式让下面执行的官员往错误的执行方向去。

王安石变法就是个典型例子。

到时候对于中间传达的官员来说，他们可以把锅甩给底层执行官员。底层执行官员又太多了，法不责众，你就很难收场。

总不能把全大宋的各地县令、县丞、县尉全撤了吧？

所以这就是官场改革的现状，层层传达，层层递进。可中间环节一旦出了问题，那么整个执行过程全都要被带歪。

“这个问题其实就归根到底，还是官僚主义。”

赵骏继续说道：“这些官员们高高在上、自我膨胀、端“老爷”架子、工作敷衍、言行不一、选择性执行、欺上瞒下，是一群最坏的家伙。”

“考成法不就是志在解决这个问题？”

范仲淹说道。

“但光靠考成法的监督和惩罚肯定不够，还得给官员奖励，以此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赵骏皱眉道：“只是大宋的俸禄已经是历朝历代之最，现在光搞个考成法监督他们，就已经闹翻天，再降工资，拿工资当绩效，肯定是不行的了。”

大宋的官员已经享受了太久的高额工资，赵骏之前砍了朝廷高级官员的工资没有多大阻力，那是人家真就瞧不上这点钱。

能当上三四品往上走的这些大员，哪个家里不是家财万贯？

就算是范仲淹这样家人不经商，纯靠死工资的人都能随随便便掏出两千多贯，买了一千多亩良田成立范氏义庄，可见高级官员多有钱。

但中下层官员不同。

大宋官员能经商，少说也得当个知州，掌握一州政权才能有经商的资本。

知州往下就不行了，全靠高额工资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要是砍他们的工资，那无异于砍他们半条命。

所以降工资，再通过完成考成法布置的任务当绩效，大抵是行不通。

“那还能拿什么给他们当奖励？”

范仲淹也犯难道：“升迁也有定额，越往上肯定越难升迁，总不能再开新部门和新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