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骏推行的第五轮新政是全方面的，包括了经济、教育、军事、科技、文化、建设、交通等等多方面各个领域。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政府加大公共开支来拉动经济，也就是他的大基建方案。

这个方案在后世有一个学名，叫做凯恩斯主义。

跟这套主义类似的有罗斯福新政，还有后世大毛通过政府加大军工开支拉动经济。

大毛的军工岗位就增加了52万个。

许多劳动力都被军工业抢走，而为了防止劳动力被抢走，大毛国内的其它行业又不得不增加薪酬以留住更多的人。

所以只要政府加大公共建设，扩大基础投资，对于国内的经济拉动是显著的。

这一点包括后世我国也是如此。

但这里有個前提条件，那就是国库财政必须有钱。

罗斯福是通过财政赤字加上剥削犹太富人加大量发行国债加打击垄断巨头回笼资金，最终达成了他的目的。

大毛则是坐拥丰富的石油加天然气资源，欧美不买有的是人买，不愁手里硬通货卖不出去。

我国则是改开以后，经济腾飞，商品卖到全世界，收获了大量的美元外汇。

那么大宋有那么多钱完成赵骏的计划吗？

答案是有，但不多。

目前财政去掉开支，每年只够完成一定指标。

比如建设钢铁厂、水泥厂、建学校。

至于造火车、火车站、轮船和船厂，那就别想了。

而且钢铁厂和水泥厂还得配备配套的交通设施，各种建设循序渐进，估计得二三十年后才有效果。

那为什么不能一次性完成呢？

因为一次性完成需要的钱实在是太多，需要的不是几千万贯，而是几十亿贯。

以如今的财政状况，每年只能投资两三千万贯就是极限。

并且这还有可能随着物价波动出现问题。

景祐年间，大宋的财政收入维持在八千万贯左右。

如景祐元年有七千八百多万贯，庆历八年更是达到了一亿贯。

如今庆历新政几轮下来，财政收入依旧维持在八九千万贯，没什么变化，甚至在刚刚改革初期，收入还大幅度减少。

减少的原因有多种。

首先自然是取消了大量苛捐杂税，少了很多收入。

其次是粮价下跌，导致物价贬值。

有些人或许会觉得物价贬值那不是好事吗？

收入提高了，物价低了，百姓的生活岂不是就更好了？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也不一样。

至少对于大宋朝廷来说，物价疯狂贬值必然是个噩耗。

理由很简单。

北宋时期财政动则几千万贯乃至上亿贯，并不是单纯指有那么多钱，而是通过收上来的粮食进行折算过的。

比如说你今年农业税收了三千多万贯上来，实际上这并不是钱，而是相当于今年粮食平均价格达到了三千多万贯的粮食。

并且不止是粮食，还有布匹、金银、香料、木材、铜铁等等，都算是税收的一部分。

如现在广州就允许百姓缴纳一定的棉花作为赋税。

所以北宋的财政收入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实际的铜钱，而是等价物品。在军费开支上，这些等价物品也算是冗军的一部分。

如果是在战争时期，粮价飞涨，那么这价值三千多万贯的粮食甚至可能会变成六千万贯的价值，计算到朝廷的财政总收入里，瞬间就能突破一亿多贯。

可粮价如果暴跌，那么收上来的这价值三千多万贯粮食，就会贬值成两千来万贯。那朝廷的财政总收入也会应声下跌，收入暴减。

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大宋这些年来一直想办法提高粮食价格，不允许粮价一路下跌到几十文钱一石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实际的现金数量就比较有限，每年收上来的现金也就三千万贯左右。

包括给官员、士兵发工资，往往都是要靠铜钱、米、绢帛一起发放，譬如现在的俸禄往往都是米和绢帛，绩效才是铜钱，以此激励官员干事的积极性。

如果刨除掉给士兵、官员以及其它政府开支，那么林林总总能够用于建设的资金，自然就只剩下那么两千万贯。

能干点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