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好像是一次演讲活动，所有要演讲的人要排序而来，一次上去两个，等二人相继讲完，然后再换下两人。

经筵讲官穿着大红袍，至于展书官以下的侍官则是身着青绿色锦绣服，给事中、御史和侍仪官共六人分别列于讲案的东西两侧，负责监督经筵讲官的礼节和体统。若有不合时宜者，就会遭到上书弹劾。

毕竟这是给皇帝和太子讲文学、礼法和经史时。任何人不能在礼数上有任何错漏，否则就有大不敬之嫌。这一次经筵。弘治皇帝担心太子朱厚照病情刚愈，干脆没有让太子出席，而本身弘治皇帝又有在经筵上提建文旧事的打算，在事情没有公论之前，让太子接受新观点有些不合时宜。

除了弘治皇帝外，皇家再无人出席，外戚中却有张鹤龄、张延龄两兄弟，一个是寿宁侯、一个是建昌伯，不过比他们地位更加尊崇的还有英国公张懋，至于其他勋贵，并不在此次经筵邀请之列。

凡文武大臣参加经筵，无论文武，一律要以文士儒袍进宫听讲，而且要虚心受教，在经筵上不能有任何喧哗之事，凡皇帝有疑问，就连武将也不能以“不知”来回答，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如实禀告。

这就好似一次考试，皇帝不容许你有回避的机会，所以必须要认真听讲，若在经筵时应答天子提问，出现答非所问离题万里的情况，会让人觉得你没有认真，轻则训斥，重则可能会降职罚奉。

沈溪作为旁听者，在翰林官中负责记录便可，他身前有朱希周和王瓒给他挡着弘治皇帝的视线，照理说就算他偷个懒也没人会发觉，不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经筵，更多的是要积累经验，尚不至于在其位不谋其政。

更何况沈溪心里非常清楚，弘治皇帝举行经筵主要是想在经史上提出“建文年号”之事，而这件事的“起因”，正是谢迁胁迫他写的那份因修《大明会典》发现诸多问题而上呈的奏本，可以说他自己也算得上是这次经筵的主人公。

这个时候便连朱希周等人对此事也是一无所知，沈溪揣度，清楚个中隐秘的不过弘治皇帝、谢迁、王鏊等寥寥数人，而且弘治皇帝只是隐晦地表明此事，并未确切表现出恢复建文年号的决心和态度。

经筵正式开始，先前行一系列繁琐礼节的讲官恭敬退下，展书官和侍官隐入殿后。

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李杰出来讲四书中的《大学》，而后是大学士谢迁讲经史，这次讲的却是《新唐书》，其中重点提到唐太宗争位的典故。

对别人来说，不会有太多意外，本来经史就那么多，既然说到《新唐书》，讲唐太宗，难免会提到玄武门之变。

沈溪却知道，这是在为弘治皇帝提出成祖争位之事埋下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