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得到的军令是收复延绥镇,老是待在居庸关说不过去,若朝廷发怒,将他们全部就地解职查办,那不仅会丢掉祖传的饭碗,甚至祸及家人。
加上连日来都没有发现鞑靼人的踪迹,所得到的情报也是大同、宣府等地风平浪静,军中开始流传鞑靼人已经撤兵的传闻。很多老兵油子言之凿凿说出番大道理,全都是在对历史的总结还有对当前战局的分析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官兵们不再视出关为险途。
最后连胡嵩跃等京营把总官也觉得,就算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固原镇、宁夏镇和甘肃镇遭受战乱,至少宣府镇这边是安全的,从居庸关向宣府镇所在的宣化府进发,走完这三百里路就可以拿到一份基本的犒赏,值得冒险一试。
至于到了宣化府之后是否还要西进,到时候再跟沈溪扯皮。
胡嵩跃已经做好准备,等到宣府镇之后至少要让沈溪拿出两倍以上的犒赏,全军才会继续跟随沈溪往大同镇进发。
等到了大同镇,如果一切安好,那就证明鞑靼人确实已经撤退,之后就可以安安稳稳跟随沈溪,前往“接收”榆林卫城,把功劳赚取到手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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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十,兵马在经过半个月以上的休整后,终于再度出发。
沈溪从京城领兵出发时,朝廷调拨兵马六千,民夫两千,号称五万兵马,等到了居庸关后,未经战事而逃亡二百余。
逃亡的京营兵大多是家中没有牵挂的那种,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忠君报国,只知道保命才是第一位的。
大明边塞逃兵情况向来就很严重,尤其是那种非世袭的军户,征召入伍后遇到战事便不战自溃,隐名埋姓逃到山、陕等地,在太行山、中条山或者关中沦落为匪,等到战争结束,这些逃兵只需要谎报个经历,就可以用灾民的身份,在新地方落地生根。
沈溪从居庸关出发时,可用于实战的兵马大约是五千七百五十人左右,外加两千民夫,也就是说沈溪的“五万兵马”差不多只有宣称的一成多,这样的配备实在太过寒碜,连沈溪自己都不觉得这路人马能帮上西北什么忙。
但沈溪是懂得为自己筹划之人,他这次前往宣府镇,可以说是在预测鞑靼人军事动向后,做出的果断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