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知县，年俸不过四十两，到京城过大考却要支付四百两银子，这数目有些过于庞大了。

但是，当官的多少有俸禄之外的油水，这些都是官场中众所皆知的潜规则，如果加上这些油水还不够，就只能别想办法。

一些官员入京后没有银子行贿，只能求助京城亲友，又或者是找人回任所“拆借”，甚至变卖祖业……

京城中滋生一种“京债”，由京城周边富商提供借贷，把银子借给在京的地方官员，这些官员借来银子后再向刘瑾行贿。

刘瑾贪赃枉法，几乎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很多官员因为没钱疏通，以至于无法通过吏部考核，得不到升迁不说，有的还要被罚俸，甚至被降职和免职。

刘瑾造成的影响愈发扩大，谢迁知道后暗自着急，却无计可施，因为刘瑾行事小心，无人能够拿出刘瑾贪赃枉法的证据。

给刘瑾的贿赂，都是官员通过一些特殊渠道，辗转送到刘瑾手上，而不是他亲手索要，而刘瑾对于吏部考核的干扰，也是暗中进行，就算吏部尚书许进对刘瑾阳奉阴违，但还是无济于事，就因为刘瑾掌握朱批大权。

你吏部做出怎样的考核，到了刘瑾这里都可以任意做出更改，那吏部的考核也就成为一纸空文。

如果换作别的皇帝，官员早就上疏弹劾，依靠舆论迫使刘瑾下台甚至被问罪。

但可惜，朱厚照对朝事不管不问，朝官很难见到皇帝的面不说，哪怕偶尔见到也没人敢告状，因为就算朱厚照听到后采纳，转头喝斥刘瑾两句便又不管不问，事后刘瑾不会放过那些弹劾他的大臣，动辄下诏狱问罪，而朝中真正有豁免权的只有谢迁而已。

旁人都指望谢迁告状，甚至撺掇谢迁到张太后面前申诉，但可惜谢迁知道事情归根结底还是要皇帝疏远刘瑾才行，否则一切都是做无用功，因此对于朝臣的提议置若罔闻。谢迁做事讲究的第一原则是自保，剩下的才是伸张正义，如果自保和伸张正义有冲突，他宁可当墙头草。

谢迁这种态度，让文官们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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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元年，朝中政治风向大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