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等人和刘一民共事时间短，还没有熟悉到罗荣桓他们那种程度，见一号批评工作，都不说话，只是专心致志地记录。

接着，刘一民又针对各级党组织建设上存在的问题谈了意见。

这个时候与历史上略有区别。历史上此时日军主要占领山东的大城市和交通线，许多县尚未被日军占领，处于无政府状态。象鲁东南地区，大多数县还有国民党政权，高树勋的新八师此时应该还在鲁东南。这个时候，由于西尾寿造调动日军对山东各地实施大扫荡，国民党残存政权都已经被赶出了山东各地，特别是日军第十六师团和独立混成第六旅团对鲁中南、鲁东南的大扫荡，已经把这些地区的国军势力全部赶到了临沂以南地区，现在这些力量怕是早已逃向徐州了。

因此，刘一民指出，目前的山东腹地基本就是日伪和共产党、八路军两种力量在斗争，而且除去日军用于鲁南和徐州方向作战的重兵集团，基本上是我强敌弱的态势，这是我党在山东地区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古人说，天予弗受，罪也！每一个共产党员，无论是职业革命者还是知识分子、农村党员、工人党员，无论是军队还是地方组织，都要明白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挺身而出，到主力去，到游击队去，到农民中去，到工人中去，到商人中去，积极组建党的支部，遍地开花，构建起从鲁西到鲁东、从鲁北到鲁南整个山东大地的党组织网络。区以上全部建立党委，村设党支部，每一个党支部都要成为团结和组织人民积极抗战、发展生产的坚强的战斗堡垒。新创建的地方武装，第一件事就是贯彻我军把支部建在连上的政工原则，确保每一支队伍都能打不垮、拖不烂。

刘一民表扬了林枫同志，这个同志担任过北平市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担任过少奇同志秘书，政策性强，有斗争策略，抓工作细，抓工作实，从来没有搞过农业生产，但抓推广一年两熟很有成效，说明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接着话头一转，刘一民就批评黎玉工作有点优柔，建银行是我们的既定方针，筹建山东抗日民主政府也是我们的既定方针。我们十几万精锐到山东来干什么来了？还不是为了建政权、建立根据地么？什么是根据地？那就是有钱有粮有兵源有休整地方的地盘，这几样离了银行什么也办不成。为什么我军一占陕西我就提出创建银行？那就是要建立我们的金融体系，彻底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封锁和制约。这个事情不用上会再行讨论，黎玉同志分管这块工作，就应该有拍板的决心和魄力。我们打下了天津，有的是钱，银行的本金可以比鬼子的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5000万股本金更大。这个事情黎玉同志即令是不好决断，向我和罗政委汇报就行了。我们两个有一个人表态就行。前段时间我去了徐州，一来一回耽误了几天时间，走前我已经明确罗政委主持山东全面工作，这就是说，罗政委表态的事情我都认可。为什么不向罗政委报告？罗政委在秋收起义前就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参加鄂南暴动，是我军元勋，斗争经验异常丰富，我们共事这几年，心意相通，对执行和落实中央决策意见一致。以后罗政委主要主内，凡是牵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干部调配，向他请示就行。

刘一民还要再说，罗荣桓忙站起来打断了他，说道：“刘一民同志对我的评价过高，我诚惶诚恐。以后大家有什么事情多沟通，多交换意见，目的就一个，就是把党的事业干好。”

刘一民摆摆手，让罗荣桓坐下，接着说道：“黎玉同志对恢复山东党组织、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创建山东武装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有大功，将来我们胜利了，在党史和人民军队历史上都有重重的一笔。我之所以批评黎玉同志，并不是批评他本人，而是想提醒大家，无论是主力部队还是地方部队，无论是中央派来的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我们都是同志，是战友，是亲骨肉，什么事情都可以当家作主，大胆工作，看准了的就坚决干，不必心存顾忌，害怕犯错误、事事请示。地方干部可以到军队任职，军队干部可以到地方任职。一句话，怎么有利于工作就怎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