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到金堂、中江采访，那里是妇女拐卖多发区。过去一些解救行动是收费的，每个人要1200-1500块，但部门不能收费，都是以这些协警名义收。”

“那些曾被拐卖的妇女通常不愿意受访……救回来的，大多不想回家，因为这事很丢人，连家里都看不起。有的外出打工，有的甚至又回去了，反正也嫁不出去。”

“……”

大家都有点傻，没想到现实比电影更残酷，以至于呈现出很古怪的场面，没有热闹的交流气氛，只是冷静而克制的一问一答。

“《盲井》我们都知道，至今没有获得公映许可，那《盲山》会不会重蹈覆辙？”一位国外的记者问道。

“其实来戛纳之前，《盲山》已经通过了电影局审查。”

李扬斟酌了一下，继续道：“我觉得现在的体制，要比以前进步一些，至少可以互相交流，而不是单纯的命令你。比如有好几处，他们让我修改，我说不能改，原因是什么什么……他们就说，哦，那就不改了。”

“如果《盲山》可以公映，你对它的票房有期待么？”另一个国内的记者问。

“呃，肯定是有，但我也知道不会很高。我在陕南县城拍戏的时候，就去过一家音像店，我问卖过《盲井》没有。老板说卖过，特别火，能有上千张。我当时又爱又恨啊，恨的是我们褚老板一分钱没拿到，爱的是群众基础打下了。”

“哈哈！”

大家总算笑了笑，跟着，南都的方依敏站起来，问了个挺实际的问题：

“《盲山》的主题很残酷，你担心落入‘拿家丑给外人看’的这种舆论窠臼么？”

“哦不，我一点都不担心。”

李扬倒是理直气壮，笑道：“如果大家认为中国人在外国的形象不好，都是中国电影揭露的，那未免夸大它的作用了。可能是因为我们不自信，自己电影里说点什么就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