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完全是反戏剧、反故事,追求一种形式感和视觉化。¢£,因为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比较人文,全民都在思考,你够偏够怪才有市场,就是大陆的所谓文化精英的市场,人家会高看你一眼。比如《红高粱》拿金熊的时候,张艺某简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肩负国家兴衰的那种感觉。”
台上,张先民侃侃而谈,接着道:“而且西方社会爱看这些东西,我们有十多年的文化断层,就没在国际上露过面,他们觉得中国特神秘。第五代的片子不是反映当时的中国,可由于这种窥探癖,反倒成就了那些荣誉。然后到了九十年代末,第六代冒头,西方对中国的兴趣也发生转变,他们想看一些相对真实的东西。所以第六代早期那些表现边缘群体,城乡变迁带来的种种困惑,在海外有大量的市场……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国内艺术电影的变化与海外市场的变化,从来都是相辅相成,是互相的一个作用。”
在他左右,还坐着几位嘉宾,分别是葛文、市川尚三、杜特龙、阿尔伯特和程颖。台下,仍然是曹宝平、焦雄屏等人,还多了几家影视公司的高管。
昨天是交流一些新人导演的生存状态,今天更高端一点,针对国内电影在海外发行遇到的问题和困惑。
而张先民说完,葛文消化着翻译机里的内容,点头道:“我同意张先生的看法。94年,王晓帅带着《冬春的日子》来到鹿特丹,那里面的技法和思考让我们全场惊艳。但如果五年后,另一个导演带着类似的作品来鹿特丹,哪怕他拍得更好,我也会毫不犹豫的拒之门外。因为你没有创新和进步,电影三年就会更替一批观众和审美口味。作为导演还在走前人的老路,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看过很多中国独立电影,无论新导演还是比较成熟的导演,他们通常会犯一些相同的毛病。比如,喜欢将纪录片和剧情片结合在一起,中国做得最好的就是《三峡好人》,但它已经是巅峰了,后来者竟然没想着做些改变。甚至当西方观众已经看腻的时候,那些新人导演还在做这种尝试。
另外,我觉得中国独立电影都非常的慢。有八成的人都会采用长镜头,以表现所谓的残酷生活。可能这几句话不太好,但我确实认为那些片子的质量很低,声音差,字幕也基本看不懂。而且中国电影的类型非常单一,题材很匮乏,它们缺少让观众产生兴趣的能力,更达不到与现实合理的联系。”
老外说话就是直啊,这顿喷下来。大家的脸色都不太好。
紧跟着,戛纳的前选片人阿尔伯特道:“葛文先生讲的我深表赞同,不过我想接着张先生的话题。他刚才说电影与市场的共生性,这个非常有意思。我觉得中国电影在海外的探索与发展。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红高粱》到《霸王别姬》,第二阶段从《冬春的日子》到《三峡好人》。这其中的共存关系,张先生已经讲的很清楚。我想说的是第三阶段,就是从现在到后十年。其实不仅是中国电影,全世界的影视产业除了好莱坞的特效片。都在面临着一种回归——讲故事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