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儒门内部各学派之间的斗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但竞争已经出现了。

吾丘寿王和褚大的老师董仲舒，他本人就属于公羊学派。说起来公羊学派还有一个和董仲舒同辈的大佬，胡毋生。非要说的话，胡毋生比董仲舒要正统，因为胡毋生是跟着嫡传一脉学习的...虽然同样都是公羊学派弟子，但这差别就和入室弟子与记名弟子的差别一样。

公羊学派的由来是对《春秋》的解释，《春秋》被儒家奉为自家的经典之一（其实还有一些先代经典被许多不同的诸子百家当成了自家经典，比如说《易经》什么的，不只是儒家一家定做经典。只不过后来儒家大兴，打压的其他家根本抬不起头来，这才显得这成了儒家专属的经典）。

《春秋》既然是儒家经典之一，自然少不了古往今来的名家做注。所谓做注，其实就是阐释自己对经典的理解，对经典进行解读...这个过程中就可以夹带私货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老老实实做注的，实际上如果是老老实实做注，一个学派很快就会没落下去。

大家会去解读经典，使之能往当今的情况上套，解决现在的问题。有些完成了逻辑自洽，这就算是成功。而有些没有，经不起推敲，最终也就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

对《春秋》做注的有很多，所谓公羊学派最早就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对《春秋》的一种解读。一开始只是口头流传，因为他的解读很有道理，能说服人，不少人都来学这套解释，形成了最早的公羊学派。

这个时候公羊春秋已经有了些名气，但真正的公羊学派人却不多。因为那个时候流行精英教学，即使是儒家这种有‘有教无类’传统的诸子百家，在收学生的问题上也比较严肃。

另外，也是因为那个时候传播太不容易了，传播出去又要真的吸引人来，这更不容易。总之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公羊学派一直人丁单薄。

而公羊学派的潜力是什么时候迎来总爆发的？这里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胡毋生！正是他和公羊寿一起整理了原本口头流传的《公羊春秋》，记录在竹简布帛上！

这有两个好处，其一，经过整理的《公羊春秋》更加严谨，更加规范，原本一些有问题的部分都得到了解决。其二，这为之后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口头传授，就算是记忆力再好，只要不是裴英那样的超忆症患者，都容易产生遗漏、错误之类的问题。而且，能够记下大部分内容的学生又有几个呢？如果连大部分都记不下来，将来再传学生，这个问题只会愈发棘手！

或许用不了几代，《公羊春秋》就会在流传中只剩下一鳞半爪，说是公羊学派，实际上早就名存实亡了！

而一旦形成了文字记录，这就等于是有了一个规范，一个正统。将来大家可以传抄，流传过程中有了什么错误，也可以通过这个正统纠正过来。

通过传抄形成文本的《公羊春秋》，再加上公羊学派运气好，内部出现了几个出色人物...这才有了如今公羊学派的大好局面！

董仲舒自己是亲眼看着公羊学派这一路走来的，焉能不知道方便传播对于一个学术思想、一个学派的影响？实际上，当他决定远离官场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著书，正是因为他清楚，这种形成文本、可以被传播的特性有多么重要！

而现在出现的白纸，分明是学问传播的一次大变革！竹简和白纸差别实在是太大了！在竹简为书写材料时，形成规定文本只是起一个规范作用，方便了传授和学习。而白纸，轻轻巧巧的一叠就足够将整部《公羊春秋》抄下了，利用白纸，任何一种形成文本的学问都可以做到快速开花！

这个时候的士子进入诸子百家任何一家，说困难也困难，说容易也是真的容易。困难是拜师难，做学问难，人前真的敢于自报家门，并且觉得自己撑得起学派的荣誉的人很少。容易则是在于，其实根本不用拜师，回头自己不知道从哪里学了小半部《诗经》就敢说自己是儒门子弟了。

而《诗经》也和《春秋》一样，不同的解释可以形成不同的学派，后世很清楚的毛诗、韩诗、齐诗、鲁诗四大学派，这个时候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学了小半部诗经的家伙，再了解一点儿四大学派任一一家的一点儿皮毛，也能混个毛诗门下或者鲁诗门下之类。

随便么...就是这么随便。

当事人若是没有出头成为大人物，谁会去追究这么点儿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小事？而如果当事人成为了大人物，这些学派恐怕巴不得认下这个孝子贤孙呢！大家对于这种事一向是很有默契的！

所以，一旦有了某个注释版本的大规模流传，甚至都不需要老师，某个学派就能够迅速收获大量弟子。是的，这样的弟子并不规范，质量更是很难说，但一旦数量达到一个程度，力量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