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八年初冬,宋国公萧瑀致仕,带领家眷仆从返回江南,宣告着一个时代的落幕。
大业十三年,群雄逐鹿的烽火燃遍神州,大隋帝国摇摇欲坠,高祖皇帝雄踞太远、虎视天下,在几个儿子的劝谏之下决定起兵反隋。七月初五,高祖皇帝自率三万甲士誓师,打起“志在尊隋”的旗号,进军长安,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
同年冬,秦王李世民率兵西进攻伐薛举,途中至河池,当时被贬斥为河池太守的萧瑀以家宴相待,得李世民劝说,遂将河池一地之兵马钱粮悉数相赠,自己则携带家眷奔赴奔赴长安,投奔高祖李渊。
高祖皇帝喜而相迎,设宴款待,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
自此,萧瑀在大唐帝国稳居中枢,即便在贞观一朝屡次遭受贬斥、撤职,却又都能在不久之后官复原职,始终居于中枢权力之列,屹立不倒。
可以说,自大唐立国开始,萧瑀代表的便是那一股一直延续至今的势力,而在贞观之后、新皇登基的第一年,萧瑀便辞官致仕、归隐田园,也意味着开国至今延续的一个时代彻底告终。
新皇,新政,新时代。
帝国的车轮滚滚向前,碾碎一切障碍,无可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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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玄龄致仕、岑文本病故、萧瑀隐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刘洎、许敬宗、马周、崔敦礼等新人上位,帝国中枢权力的交接在震荡兵戈之中完成,对于以往政务之中的积弊也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
由上至下,日新月异。
而在朝廷一系列轰轰烈烈新政改革之中,帝王腹心、“仁和”功勋之首的房俊却很是低调,除去在组建左右金吾卫的过程之中偶尔露面之外,甚少见其参与其中。
这也是房俊抓军权、放政务的策略,同时得到李承乾的默许。
君终究是君,再是性格软弱也还是君,登基御极、君临天下,皇权是不可触碰之底线,纵然房俊有扶保之情、再造之恩,也绝不能践踏底线危及皇权,只要房俊一日不想篡位登基,就不得不在军权与政务之间做出取舍,否则若是两手都要抓、且两手都要硬,只能与李承乾产生隔阂、君臣离心。
反而躲在幕后为李承乾出谋划策,却能使得君臣一心、上下和睦,李承乾站在台前挥斥方遒,自是君臣相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