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于一个传染病学专家来说，根本就跟玩一样。

丝毫没有任何压力。

就好像让熟悉刑法的律师杀人一样。

轻轻松松就能摆平证据。

问到这里，我看到那个老头脸上满是自责，就没有再继续问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转头看向了其他人。

“谁还知道跟病毒有关的事情？尽量都告诉我吧。”

那些人听了我的话，互相看了看，然后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白人走了出来，他打量了我们一番，然后问道：“你问这么多干什么？直接带我们出去不就行了。”

“我不仅是来救你们，也是来调查这件事的。”

我回答道，“如果你们能提供足够的线索，或许我们能解决这个病毒。”

那个人听了我的话，眼中闪过一抹犹豫。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道：“别问了，我们被那些恐怖分子逼着做的事情，足够上一百次军事法庭了，你问这些不就是想定我们的罪？联合国那些人，西方的那些政府，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些天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我们不会再跟你说别的，直到你把我们救出去……”

我看了其他人一眼，他们都躲避我的目光。

似乎并不打算回答。

我基本猜得出来，这些人都被那些恐怖分子逼着做了很多他们接受不了的坏事，心灵和身体都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隔离区扩大成这个样子，绝对有他们的一份功劳。

但这个时候，责怪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