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县的俸禄一年不过五十两，县丞不过四十两。

忒少了点，不过基本上都会有背的法子搞钱。

一个县城的经费一年可能就几千两，存留银太少，那么就要想办法节省各项开支，啥事也办不了，不及一个大地主的年收入。可想而知，县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多大。闰土不一样，这百万两都能拿出来用。

明代的赋税一部分为钱，一部分为粮食，而清代则是统一交银。

明代留给地方的经费占了一多半，上缴朝廷的大概三分之一有余。这就意味着，地方州县乃至三司都有足够的经费，不用自掏腰包。

清代的情况就不同了，自顺治末年开始，直到康熙初年，朝廷不断减少地方存留，从最初的一半左右减少到不及八分之一。这样一来，地方的经费就不能保持正常的开销，这就导致了州县等基层官员要自掏腰包。显然千里当官只为财，自掏腰包肯定是不现实的，所以就有了名目繁多的加派、加征，还有就是以火耗为名，大肆敛财。

就很少见有不敛财的官员。

顺治初年，一个县城可能有一万两银子的存留。

到了康熙乾隆，直接少一半。

现在更少。

官俸，知县五十两、县丞四十两、典吏三十两、县儒学的人总共八十两，两百多两。

衙门办事人员吃饭的钱，门子、皂隶、民壮、仵作、禁子、马快、轿伞扇夫、斗级、库丁、铺司、更夫、火夫、吹手、天坛户、斋宫夫、先农坛户、马夫、门斗、膳夫、斋夫，一百多人，一年一千出头点。

每年的祭礼一百多两。

杂七杂八加起来，估摸着两三千两。

而以往的话，实际收的赋税，大概能有四五万两。

其他的就进了官吏的腰包。

县令分大头。

可能直接要三千两左右。

也不算太多。

年俸五十两对县令来说那肯定是少了。

每个月多加一百两银子，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