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下铺，手里夹着一支烟。

四个人里面三个大烟枪，方明华也只好默默忍受，好在他虽然不抽烟，但不像女人，对烟味敏感。

他现在正躺在上铺带着耳机听着一首新歌，正是那首号称九十年代“四大村花”之一的《阿莲》，戴军唱的，现在听起来蛮有味道的。

边听边哼，突然听到下铺的贾平娃冒出这句话，立刻摘下耳机，翻过身看着他。

“贾哥，这次开会的会议议程上不是没这项内容吗？”

“临时加的，我听说许多文人作家呼吁在这会上再讨论讨论，作协领导同意了。”

卧槽！

又是那个人文精神大讨论！从93年下半年开展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已经开展了两年好像还没有消退的迹象，而且还愈演愈烈的迹象，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

著名的经济学家樊纲，也参加进了讨论，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

当然这两年里最出名的还是“二王之争”（王濛与王彬彬）和“二张共鸣”（张承志和张炜），这是人文精神讨论的大合唱中格外引人的声音。

“二张共鸣”指的是作家张承志在1993年《十月》发表《以笔为旗》一文，张炜在1993年3月2文汇报》发表《抵抗的习惯》一文，共同表现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倡导树起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

此后，张承志又发表《撕名片的方法》、《清洁精神》、《撕了你的名片》等文，张炜又发表了《忧愤的归途》、《夜思》、《独语》等，与此同时，韩少功、李锐等作家也纷纷发文呼应。这批作家围绕“道德理想主义”进行了探讨，在知识界引起强烈反响。

但王濛却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