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门别宗李卓吾,独辟蹊径,开普世之说。”
“以‘抽象天理于人,人以实践明道’立论,主张人在理上格知,贴合世情。”
“朱王兼修在薛方山,取‘万物皆备于我,万物皆具于心’,‘格物穷理,先知而后行’二句,融会贯通。”
“整合朱、王,主‘务从实践’,身体力行,而后求诸本心。”
“子曰,心即本体,子曰,格物致知。”
“如此,钱绪山、李卓吾、薛方山,岂非殊途同归于朱子?”
“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格与致、物与知,并非某一事物或学说,而是一种极致意义上的整体存在,称之为理。”
“这是朱子理一分殊的精髓所在。”
“与二程不同,朱子着重发现在理的形式之下物我一体之状态,也即是使人在理之下,达到物我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
“架构其本体与外在之区分,以此实现对本我的认识,对自我的超脱。”
“这便是我方才说的阳明矫枉过正!”
“如今看来,若欲推陈出新,当归于格物致知一道!”
复古作为大儒必备的技能,其源流,往往又是因为世情如此——过得不好的时候,总会将以前某某时候作为论据,其根本,还是想将其作为改制的依据。
礼乐崩坏,就讲三皇之制。
诗坛不兴,则念巍巍盛唐。
经学陷入迟滞,同样免不得在故纸堆里翻找一二。
心学如今放荡不羁,以我为尊,理学的好处,自然使人憧憬。
钱德洪晚年转向,与王龙溪决裂,口称“吾党于学,未免落空,细处堪磨,始知自惧”。
薛应旂更干脆在师事欧阳德,受王守仁之学后,更换门庭,师从吕柟转修理学。
李贽如今的普世论,单以实践二字,同样出于“格物致知”的源流。
所以,在袁洪愈的论述中。
哪怕推陈出新,也应该将心学的理论成果,用以填补理学,而非在王阳明的学说中,继续往下推演。
同样,这番话中,既有朱子的陈,同时也有袁洪愈的新。
在二程的理念中——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
这里的物和知本身是两个异质的存在。
袁洪愈便是通过对朱熹格物致知的描述,与二程的区别,完成了对格物致知的新解,在理的形式下进行重建和统一。
当然。
并没有这么容易过关,否则也不会需要辩经了。
话音刚落,李贽便直接开口反驳:“袁公这话不对。”
“方才长惟居士一句话说得精髓——朱子的理一贯通,并未说明事项的关联,而是隐指一异质的跳跃,为世间的万事万物找到一超越的形上学的根据。”
“朱子的本体,只是收缩提炼,将之割截地视为‘只是理’,即‘只存有而无生命’的理。”
“其道德意义即减杀,而心气依理而行所成之道德即为他者之下道德,其依‘存有论解析’之方式说性,非先秦儒门言性之本义,此亦是其道德意义减杀之故。”
“而我的本体,世界观,却是呼吸同出,互相联系。”
“二者截然不同。”
他顿了顿:“朱子的理,只为存在,不如我的普世论。”
皇帝方才的论点,再度被李贽提到,不少人都隐晦看了皇帝一眼。
朱翊钧感受到目光落到自己身上,注意力却并未从袁洪愈身上分出去。
诚如李贽所言。
即便袁洪愈进行了格物致知的重构,也逃不出朱熹学说根本的问题所在。
朱熹的本体论,是客观的静态的理,并不具有本体应有的创生意义。
人只能通过认识外在的‘理’而行动,只能在外在他者道德的之下而生存,人自身无法在实体本体的基础上进行道德实践。
所以,朱子的理,只能合乎于世,而不能实现人所存在应有的、独一无二的、区别他人的超脱——人的自由、自由王国等等,都是舶来的概念,如今土生土长形而上概念,叫做超脱。
简单而言,朱熹的理论,教人怎么做外界需要的人,却不能让人自我超脱,消抹了人的自发性。
而李贽的普世论,却是发源于王学。
其当先便承认了自我的超然,然后才推己及人,继而抽象出了普世的概念。
这是路径的不同,视野的不同。
朱子的理,是天然规范,李贽的理,是后天实践。
袁洪愈并未逃避这个问题,慨然做出回应。
“朱子之理,同样是生生不息之理。”
“朱子在《仁说》中,以天地生物之心来定义人,并认为人与万物各得天心之心为心,也就是说,人的本体,来源于天地之心。”
“朱子的本体,自然是真实不虚的,却不是因外在而存、因对象而存、与天地对立的本体,而是浑然一体的存在,生生不息的存在,随着天地而变动的存在,其过程的全体,是人对于自身存在,而内蕴的真实。”
话音刚落。
薛应旂击节称赞:“袁公再度百尺竿头了。”
理学式微,连他薛应旂都不得已兼蓄心学,另开一派。
没想到袁洪愈替朱子缝缝补补,竟然再有开创,实在难得。
这便是徒子徒孙的意义所在。
朱翊钧见台下的小贡生有所不解,便好意替袁洪愈总结道:“所以袁公以为,朱子的认识实践以及道德实践,是主动的?”
袁洪愈闻言,咂摸了一下皇帝的用词,了然之后,才点了点头:“天理并非虚脱而悬设,乃是有赖于人之‘格物致知’去充实,或者说去‘赞天地之化育’,天理之生机在人,人之生机在心,天地之心不能直接作用与天地万物,必须依托于人心。”
“可见,人之心并非是被动的涵摄道理,而是如长惟居士所说——在朱子理学中,同样存在自主进行认识与道德实践之依据。”
“若以实践理性与纯粹理性而论。”
“岂不是朱子的学说,最为全面而涵盖?”
……
台下众人,听着台上几人你来我往,不由痴痴入神。
“袁公这是与李公合流了?”李三才惊讶地看着袁洪愈。
孙继皋摇了摇头,凝重道:“不是合流,是袁公以理学的主干,吸摄了王子的根基,薛公的性论,李公的实践,将朱子理学推陈出新。”
“就像阳明对朱子、象山翁所做的事情一般。”
两人在台下,一度默契地没提及皇帝的事情,就事论事讨论着。
象山翁是指陆九渊。
王阳明当初有所开创,便是在陆九渊与朱熹的基础之上。
周子义适时更正道:“与其说开创,不如说缝补,再给袁公一些时日,恐怕才能大成。”
学说的视角最为重要。
自从李贽开始散布“歪理邪说”后,各学派虽然面上嗤之以鼻,但该吸收的时候,一点也不会含糊。
孙继皋拱手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