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子义摆了摆手，很是随意。
当然，心中却并不平静——从皇帝坐下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了平静不下来。
即便这位圣王，如今并未说什么惊人之语。
仅仅说的几句话，也不过是在总结、归纳。
似乎并未给馆内众人带来什么压力。
但是……
就看袁洪愈方才一番发言便知道，起码都五分的心思，都被皇帝所夺摄。
堂堂当世大儒，竟然主动跳进了皇帝所构建的樊笼里！
其心中压力之大，必然是周子义想象不到的。
周子义几乎对皇帝五体投地——皇帝这姿态，显然就是来做裁判的，偏偏所有人对此，都说不出个不是来。
皇帝仅仅坐在台上，袁洪愈便为了理学的道统，主动将自己的学说用皇帝综述的体系重新述说。
经此一事，别说自己所在的司经局。
便是翰林院、礼部，又有多少人敢像以往一样，动辄用儒者姿态谏诤皇帝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台上此刻，已经换了薛应旂论述。
如果说袁洪愈是踩着王畿，吸纳钱德洪、李贽、薛应旂的学说的话。
那么薛应旂便是踩着袁洪愈、李贽，以心学理学正统自居，高谈阔论。
“王子说，戒惧之念是活泼泼地，是天机不息处。”
“王子又说，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
“袁、李二公的论述，始终着眼于外部规范，有失于本体的超越与道德的挺立。”
“袁公即便缝补了一番，称理学为生生不息，仍旧缺乏一种‘活泼’。”
“李公即便自诩对立同一，亦缺乏一种‘自在’。”
“或者用长惟居士的话来说，实践理性，天然便有缺陷，缺乏这种活泼与自在。”
“当人的意念一旦启动，良知也‘自然’地同时启动，这里所说的‘同时’，意谓良知与意念、人心与意识之间不存在丝毫的间隙。”
“良知必然‘同时’地、亦即‘自然’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而不是说良知须等待或倚靠人的意念去发动，然后再回头来去察识意念的是非善恶。”
“这是先天所在，或者说纯粹理性所在。”
“正因这种纯粹，才保持了人想对于万物的‘超然’。”
“没有这种超然，人也不过是‘槁木死灰’，没有这种超然，作为人的天大追求，便是镜花水月。”
“若是摈弃这种先天之超然，便是再‘格物’、再‘循世’，也不过活不出自我的超脱，更成不了圣。”
“故，推陈出新，当以先天而始！”
朱翊钧静静听着这些人论述。
心中却并不平静。
如今的道学，太城市化了，全然向“纯粹理性”集中。
既不说格物了，也不说实践了。
一味靠着推演、感悟而成道。
甚至缺失了逻辑这最为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形而上本身作为“规律的规律”，其实理应指导形而下，也就是万物规律的。
但如今的心学，自“心无外物”一出之后，已然彻底割裂了内外的联系。
“规律之规律”，变成了“超脱规律之超脱”。
薛应旂要保持人意识的超然有错么？其实并没有。
这是哲学的必经之路，理性与经验之争，古往今来，中西内外，莫不如此。
但薛应旂的问题，或者说整个心学，出就出在太割裂了。
为了保持这种超脱，将实践彻底视若无物。
而王畿，就更是重量级了……
认为没有什么先天后天，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一切都是“自我的悟道”。
万物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悟道的时候，恰好对其有所感知，本质上仍旧是虚妄，只是因“我”而存在。
这样想着，朱翊钧看着王畿侃侃而谈，不由暗暗摇头。
“慎于一念之微，并非给人之思想加之一种戒律，其目的恰恰是要通过这种工夫的实地践履，使人心在顺道而行的基础上，恢复自由自在的先天之境。”
“致良知工夫的起手处，便在于‘理会当下一念’”
“若说钱老看重的是自律，那我之学说，便只说自觉。”
“只有了悟良知本体者，才有资格谈自觉，反之，没有觉悟良知本体之人，只能是以自律为法。”
“良知之虚，便是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
“本体也无，世界也无，无心为道，心意知物，皆为无执无着无相之无。”
“要想一窥这形上之境界，就要在心上实现一个翻转，即不带分别意识地去行事，这就需要化去意识的遮蔽。”
“我悟故我在。”
“故，推陈出新，亦不过，唯我独存。”
话音刚落。
李贽便大摇其头：“王龙溪只以先天后天对翻，好像教人舍后天赴先天，这便有病。”
“把先天之学看得太容易，又把四句教只看为后天，而忽略了其致良知之先天义。”
“这变成了荡越。”
“但是除这四无之说外，其他处他亦只就良知说。常说，如信得良知过时，便如何如何。”
“于致良知之四有中亦即可以通于无矣，这便可无病。”
“矛盾矣！”
“证悟先天本体最终也是为落实到内圣道路上，如此矛盾，焉能内圣？”
李贽将王畿狠狠批判了一番。
继而最后一个开口论述起来。
“予以为，自道学兴盛以来，只说内圣二字，断不提外王，或许才是推陈出新的关键所在。”
“内圣，是儒门千年的道统所在，道学的终点，唯有性、命二字。”
“此为内在之超越。”
“而我外在之普世，便是与之对应。”
“……”
李贽刚一说完。
便被薛应旂直接驳斥。
李贽自然争锋相对。
而后，又有袁洪愈、王畿的加入，几人很快便面红耳赤争论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