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几人里，包括薛五在内，以个人战斗力计算的话，花正芳无疑是垫底的那个。可是现在的局面却是，花正芳揪着锦衣卫的头领发难。

他那瘦弱如芦柴棒的胳膊，在空中挥舞着，仿佛一根随时可能折断的柴，大汉只要轻轻一挣，就能从花正芳的控制中脱离，并且让其摔个跟头。可也正因为此，那大汉才一动不敢动，连挣扎的胆量都没有，生怕一不留神伤到这个老头。

刑科给事中单以品级论，只是从七品小官，在官场金字塔里，属于基座那个位置。即便是这个锦衣卫的品级，也在花正芳之上。但是大明朝官员的地位并不能单纯看品级，在职权上，连刑部尚书这种二品大佬都要卖花正芳面子，锦衣指挥使刘守有见到他也要客气一番，这个锦衣卫在他面前，就什么都不算了。

大明体制以小制大大小相制，通过这种方法维持整个官场体系的平衡，给事中有权对皇帝圣旨提出封驳意见，也有权监督本部工作。凡是本部工作各方面的疏忽、错误，其都有权指出要求改正，也有权直奏君前。虽然人事关系在通政司，但实际上要算在言官体系之内。乃至在京察中，他们有权察举御史，负责御史的考评。

清流言官日子过的或许贫苦，可是自身品流清贵，在官场上的地位足以与部堂大佬不相伯仲。尤其张居正如今以六科钳制六部，使六科给事中地位比前朝更高，比较起来，锦衣官就差了分量，更别说驾帖的问题恰好是个把柄，落到正管这项工作的言官手里，那便彻底没了火种。

锦衣卫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一样权势滔天，为所欲为，他们拿人必须持有驾帖，而驾帖必须由刑科给事中签字，才能发挥作用。即便是在另一个时空中，魏忠贤权势滔天时期，没有驾帖锦衣同样拿不了人，而不是什么要圣旨写一道那么容易。直到崇祯五年，圣旨废除驾帖，锦衣才真正能做到想抓谁就抓谁。在那之前，锦衣卫想要动体制中人，并非易事。

驾帖问题在万历初年闹得最大的，就是高拱致仕时期，有锦衣卫到高家声称要抓高拱入监。结果高拱就是大声喝问对方驾帖何在，那些不知来历的锦衣才作鸟兽散。

锦衣体系是那种不受司法监督的野马，拥有践踏法律，任意抓人的权限，驾帖就是给他们加的限制器，让他们在胡作非为之余，对国法能有些许敬畏之心。行事上多少有点顾忌。

范进是个外地举人，在京师锦衣卫眼里就是个土鳖，绕过这个程序抓人，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再者官字两个口，自己只说有驾帖，他也没资格要求看，先抓了人有话再说。可是现在运气不好，撞上了正牌刑科给事中，这下就比较麻烦了。

刘守有是文官家庭出身，虽然是锦衣卫指挥使，但立场上还是更偏袒文人。一个锦衣卫要是碰伤了给事中，刘守有用军法处罚，只怕也是不死脱层皮。何况花正芳这个人情形还与众不同，他不但腰把子硬，还是有名的道德君子，文章操守皆无懈可击，于清流中很有些名气。

这样的人要是被武臣弄伤，科道体系绝不会善罢甘休，那些人联手发难，这份怒火也不是普通锦衣可以承担得起。是以这锦衣官明明武艺高强力大如牛，此时反倒是得让花正芳推搡着，随着对方力气后退，生怕将之碰伤。

已经有几个雅间的人探出头来询问着，花正芳的声音越来越高，不多时又有两个食客走过来。这两人一个是户部的司官，另一个则是户科给事中。一进门，给事中就拉开花正芳，那名司官则把锦衣卫请到外面，交谈几句，才走进来道：

“花老夫子，您且息怒吧，他也是奉命行事，最多就是不该说一句他有驾帖。这也是顺口搭音，不算什么过错。您说您跟一个办事的人为难，这不大好，再说区区个锦衣武臣，值得您发那么大火么？猛虎不吃伏兔，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