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官知道，你们这些人嘴上不说，不代表心里不想。有人觉得本官小题大做，也有人觉得本官果然是从乡下出来的，并非书香门第，眼窝浅见识少，眼睛里见不得大钱。区区几斗米，几两银子，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在你们心中，自己做的事都是小事情，没什么了不起。既没杀人也没放火更不曾背主卖家，不过是放那些粮长一条路，让他们少交点钱粮罢了。反正县里可以向府里告免，求减，再不行就欠着。苏松两府欠了户部几百万石的粮税，这辈子是别指望还清了。不还是这么着，又能怎么样？可是本官告诉你们的是，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

范进的房间里，七区管粮官全都在场，个个一语不发，站在房间里沉默无语。在范进手头，放着一叠装订好的帐本，这就是他这次在道德乡的成果，上元十八乡中，道德乡的土地已经全部清丈完成。实检土地比县里帐簿上的土地，多出三千七百余亩。这里面既包括一些故意隐匿不报的，也有一些是连自己都没搞清楚，由县衙门这次清整才发现的。

除了清丈具体田地数字，另外一件事，就是核实个人的田地所有数。所有田地属于谁，都要登记造册，并和官府所存的底档进行对照。如果有错漏，就地更改帐册，发放地契。这种县令现场办公方式，让吏员们没了从中做手脚的余地，诡寄飞撒等手段都用不出来。只能一板一眼，按着实际的田地数字发放地契。

顾寿山那边也一早就招了。毕竟比起行刺朝廷命官意图谋反，行贿粮官，减免粮税的罪过就小的多。

明朝的税虽然不重，但是役却能要人的命。把役摊派到税里，这原本不高的税额，也让人难以承受。粮长告免算是给自己管片谋个福利，至于自己从中吃一部分回扣，则是他辛苦奔波，用心打点的动力所在。同乡即使知道，也不能多说什么。

整个上元分为七区，每区的总粮长实际控制都超过两个乡。顾寿山另一个管片，长乐乡的田土情况，也即将清查完成。

顾寿山当然不愿意只有自己倒霉，干脆把其他六个总粮长都咬了出来。连带管粮官与粮长之间互相勾结，一方面向朝廷少交免交，一方面尽最大力量在乡下压榨钱财的事，都一一招认清楚。这份口供就放在范进手上，其抄件则摆在几个粮官面前。

这些管粮官都是衙门里的经制吏。其中户房就占了三个，一个经承两个管年，全都牵扯在里面。这些人的名字在吏部，即使是县令，在没有确凿证据前提下，也没办法把他们怎么样。由于都是世袭职务，他们对于地方比外来的县令更熟悉，往往是这些人架空了县令的权力，让县令按他们的意愿行事。

如果两下合作不好，这些吏员也有的是办法折腾主官。比如礼房主管祭祀，他如果严格要求的话，每个月都有若干场祭祀需要县令出席，然后祭祀前三天就要斋戒，只要他想，你这个县官这个月就别怎么打算吃到肉，更别打算和女人同房。

在俸禄方面，除去正俸，折色能拿到什么，也是看吏员的手段。跟县令关系好，自然就有银两或是丝绸可拿，如果两下关系搞得僵化，收到缆绳、船帆作为工资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是以地方官与吏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个复杂的课题，两下互相争权，又互为表里。

县官当然可以指名严参某个吏，且一参必中。但是以上官参弹吏员，也会成为仕林笑柄。再说吏员被开革，换他儿子或是兄弟来当，也没有太多意义。吏员们集体怠工，县令的工作就难开展。这也是为什么县令越来越倚重师爷的原因，这个群体正好是吏员的克星，可以为县令遮风挡雨完成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