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在二圣一贯以来的慷慨之下，东宫从来就没有困顿和短缺过什么。因此，这种商业投资和对外借贷，其实更像是诸多民间豪商、大贾，或是巨富之家，对于东宫/储君的变现示好和投献。

就算想要在私底下，扩大数倍、十数倍的公廨钱、食本放贷份额，也依旧有人抢着要。但反过来，东宫如果私下想要大规模借贷，也并不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问题；不至于有人担心东宫借钱不还。

甚至有的是人不用借据，也愿意借钱给东宫。其中唯一的限制，就是一旦借贷的人多了，不可避免的会传到二圣耳中去；有损太子的体面尊严，乃至成为别有用心之辈，弹劾东宫下属逐利的口实。

因此这只能作为最初，暗中获得启动资本的第一步，就不可以再轻易继续下去了。因此，在第二步就要另辟蹊径了，也就是在当世已初见雏形，可以异地进行存取、兑换的“飞钱”上继续做文章。

飞钱，亦称“便换”、“便钱”，始于唐代的一种特殊汇兑券。最初源于一些名城大邑中开办的坊柜、邸店，专门为客商、行旅提供的有偿财物寄存服务；后来又逐渐增加了代为转送、寄递业务。

因此，为了能够在外地取得寄存财物，开始诞生作为飞钱前身的特殊凭票；因此，虽然官方认证并且参与的“飞钱”业务，要到百年后的唐宪宗元和初年，但民间的飞钱往来却在初唐早有雏形了。

（宪宗以钱少，复禁用铜器。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地方的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

其中又分为官办，商人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或诸道，设于京城的“进奏院”，携券到其它地区的指定处取钱。或是私办，大商人在天下各地城邑有联号或交易往来，代营“便换”以此牟利。

这种汇兑方式一方面减低了市面上铜钱的需求，缓和历朝历代的官府，因为发行和流通钱币的不足，导致的钱荒（通货紧缩）。同时商人前往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亦减轻了携带大量钱币的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