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当初的天后想要稳固，「二圣临朝」的大义名分与口实；就是通过追随高宗的泰山封禅，以中皇后的身份，打破自古以来的惯例，亲自参与了其中的亚献之礼；从而获得某种意义的认证。

而储君代封嵩山，同样也可以被渲染成某种信号，配合高宗在病榻前召集众人的宣誓；更进一步的渲染和鼓吹，太子李弘即将接班的预期，来争取那些朝野观望势力的倾向，乃是分化天后的基盘。

另一方面，则是由东宫关系密切的大臣，录尚书事、左庶子张大安，正谏大夫、太子侍读薛元超顺势上书；效法当年高宗封岳泰山，而专开恩科取士之故；为封岳嵩山重开一场小规模的恩科取士。

这可就是实实在在的，潜在巨大利益和长期政治资源了。要知道，唐初草创的科举制度，还是相当的简明和直白。

也充斥着诸多人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每一场科举的取士趋向，几乎都与天子任命的主考官，及辅助官员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因此，针对主持的正副考官，公开走关系或打招呼乃是一种常态。

而专门投其所好的进行创作，在各种公共场合吹捧和宣扬，也是一种惯例了。就连名动天下的李白、杜甫，出身显赫如王维、李贺之辈，也免不了要到处行卷扬名，以期传到考官的耳中获得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太子李弘虽然不能直接干预，新开恩科的选士内容和题材；但却可以在相应的流程和制度的细节上，尝试进行一点微小的改变。比如，主动提出将卷子糊名和另行隽抄的一点创新。

又比如，在最终取士的排名当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也基本没有人会在这个，形同尘埃落定的最后环节上，与之唱反调的。反而为了恩科的名次顺序，乃至录取概率，会有更多人投献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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