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鞅黩货，不廉于梁邱，而权尤重，志尤慝。晋不可恃，弗获已而改图，故当阳州、野井之际，昭公所可与为主者，亦惟齐而已矣。晋失伯，而齐欲得之；陈氏有下比之私而犹不敢逞，梁邱之贪贿行于莫而犹忌于昼。是齐有三可恃而晋无一也。齐不足主，而奚况于晋哉？

从乎主齐而不成，则晋挟以咎齐，而为之说者挟以咎公之失主。向令主晋而不成，齐且挟以咎晋，为之说者抑曰：“野井之唁，鄟陵之盟，齐勤鲁如斯，而昭公舍齐以自陷于晋也。”其又何辞？惟先以主齐，而主晋之说伸。

事败之余，乐挢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败之外，以塞任事之口而寒其心，国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败乎！公奔未几，齐唁已先，围成不克，鄟陵继会，公自无反国之才，于齐何尤焉！

探本者，末论之平也。平情者，听荧之砭也。设其不然，要以观其终者，尽变之道也。以彼参此，早计而取必其可否者，惩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败而持公论，事虽败而咎不偏归，君国长民之要术也。而佞人远矣。夫佞人者，岂无挟以荧人哉？幸人之败以自奖，无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恶，恶此焉也。

二十八

《春秋》之与晋，不如其与齐。齐失伯而犹列之侯，晋未失伯而先已夷也。《春秋》之狄楚，不如其狄吴。楚进而以中国之治治之，吴终不以中国之治治也。楚君、虔之弑，为诛其贼。鄢陵君伤，目言楚子，通之乎中国之君臣矣。吴遏与光，死于战而不言灭，不戚其兵死也。

吴弑其君僚，不著其贼，不足与诛也。不得其说者，以为僚不宜立，宜见弑，而贼可无治。卫剽篡立，犹目宁喜，僚之失正未烈于剽也。抑以吴之大臣不早废僚而召弑祸，归罪于大臣，是大臣特不能知权以建非常，而遽即上刑，贼反逸焉，轻重之衡傎矣。

故曰：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刑比其类，例比其同。以知僚弑而不目贼，以吴之为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齐为天下伯，晋自为伯，君子以法进退之，而大均平。辨夷夏人禽之维者礼也。

楚以僭王夷，吴以被发文身夷。君子以夏治楚，而退夷之，以禽治吴，而进夷之，而大维清。

所恶于夷者，无君臣父子之伦也。以大伦故而别夷夏，不以夷故而废大伦。商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恶于无君臣父子者，疑于禽也，疑禽则治之。断发文身已成乎禽，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复何望焉？

号举吴以视，司冠之所不治也。别夷于夏而王事兴，别人于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晋，以天治吴，圣人无异用，人事有异受，故曰：理一而分殊。

二十九

《例》曰：“夷狄相攻不志。”志吴、楚之兵争，则内楚以外吴，不从乎相攻之例矣。吴、越之相伐相入，词平而无所内，无所内而犹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变也。天下之势，必有所在。昭、定之际，晋无伯心，齐欲争伯而不成，楚奔命于吴而不给，势之所趋，合离之所竞，西不在晋，东不在齐，南不在楚，吴、越于是乎受势之所归，以司天下之轻重。故其相攻也，天下之所视也。

天下视之而天下变，天下变则例变，□□□之攻，所以甚天下之变也。天下变则例变，例变则道亦可变与？曰：道有随例而变者，君子之所以用时也；有不随例而变者，君子之所以不为时用也。

昔者《春秋》尝不授齐以伯矣。已而授之。授之齐而又授之晋，继而惟恐晋之不足以伯矣。此夫例因天下，道因例用，用时以治时者也。其于楚也，尝号举之矣，已而为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内，惟恐其不得志于吴矣。

此夫以例从天下，屈道从例，不获已于时而救时者也。至于吴而无望焉矣。无望于吴，亦不可改而望越；无望于越，终弗容复望于吴。吴、越之事，轻死崇杀，奖诈尚力，自战而不为天下动，苟胜而不为之名，弃衣冠而贱肤发，由古以来，未有如其不似人者也，故君子可用时而不为时用。楚可用者也，吴、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则为之用而已矣。

故吴、越相攻之词均，而不以内楚之道内吴也。人禽生死之际，道之尤严，舍此而君子无道，奚容变哉！然而天下视之矣。吴胜则走吴，鲁、卫走之，而晋且走之也。越胜则又走越，鲁、卫走之，而齐且走之也；迨二国者之已灭，其遗知余习，犹以染战国之天下，赵武灵、秦庄襄、始皇之所尚，皆吴、越以为师。

则天下之大变，始开于吴、越。君子不能自爱其例，而为天下录变，乃不容不自爱其道以治天下之变。故《春秋》有三变，王变而伯，伯变而夷。当其伯，不能为王存也，而存伯之词恕。当其夷，不能为伯存也，而存夷之词危。其词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词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伤，见乎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