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君臣对辽国其实非常缺乏了解，无论是军政民生，都局限在迷迷糊糊的认知之中，对漠北各个部族的叛乱，更是闻所未闻。

辽国这次为何轻易向大宋低头？范仁纯心中的这个疑惑终于解开了。

但对杨逸最后的论断，他依旧有些不以为然，即便辽国真的亡国了，但何至于大宋也会跟着遭殃？

杨逸也知道，想通过这样一翻话，就说服范纯仁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没多费口舌，范纯仁消化完有关辽国的消息后，反而语重心长地说道：“任之啊！我大宋确实有许多弊政需要解决，但治大国如烹小鲜，急于求成往往反会坏事，如同久病之人，忽然施以猛病只会便得病情加剧；

老夫以为，现在对外应以和为贵，内政更应徐徐图之，任之的西北蚕食之策，内政的新税法，都不免操之过急啊！

你可知道，现在因丈量土地，各地士绅怨声载道，各级官员离心离德，流血冲突不断！一但被心怀不轨之人加以利用，我大宋恐怕也将内乱丛生，烽烟遍地啊！”

杨逸既然把这次会面看作新旧两党沟通的开始，于是耐心地说道：“范相公，对辽国，咱们目前确实应以和为贵，但对西夏则不然，西夏纯粹是一个无赖国家，你对它妥协，它就会更加嚣张，不断进犯；

元祐九年间，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西夏的无赖本性，因此，对西夏绝对不能采取绥靖政策，必须打，打到他疲弱不堪为止，最好是能灭其国，否则我大宋就别想安宁。

至于内政方面，‘治大国如烹小鲜，应徐徐图之’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然则晚辈认为，用在革新上，却有些不妥，纵观千年历史，要想中兴图强，用徐徐图之的办法从未有哪朝成功过；

商鞅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不是顶着强大的压力，一举力推，持之以恒方能成功，若是一遇到阻力，便想以折中之法应付，所谓的徐徐图之，不过是等着慢慢消亡而已！”

就杨逸所知，除了他提到的这两个变法之外，更典型的还有后世的清雍正施行的官绅一体纳粮，这些成功的变革，哪一次不是论定之后，强力推行才能达到目的，在反对势力极其强大的情形下，徐徐图之只会等着被对方扼杀；

重症不能下猛药，这个道理用在革新上，未必正确。

听了杨逸的话，范纯仁抚须深思了一下，才接着说道：“然我大宋当前首要之务，还是应以肃清吏治，消除党争为主，吏治不清，再好的法令也难以施行，任之所提出的新税法，不但使得举国动荡，且于吏治及方面并无补益，老夫担心强硬施行下去，此法终会走样；

任之复又提出以增加职田安抚官员，我大宋官员薪俸本就不低，各种冗费繁多，全国官员何止千万，一下子增加这么多职田，此举虽然无须直接自国库开支，却是将负担转嫁到百姓头上，因此，老夫认为同样不足取；

任之啊！增之容易裁减难啊！此举一但成为常例，今后想再减下来怕是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