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逸不得不佩服范纯仁，看问题十分精准，他说增加官员职田，是朝廷将负担转嫁到百姓身上，这一点杨逸也不得不承认。

朝廷并没有多余的田地划给官员作为职田，那这次增加的职田从哪里来？

只能通过官方兼并的形式得来，这样一来，必定迫使更多的人失去土地，范纯仁说得并非没有道理。

这个问题杨逸也想过，对此他答道：“范相公，首先，用职田增加官员的收入，这不会直接增加朝廷的负担，再则职田的数目皆有明确定限，官员从中非法鱼利的可能相对少一些；

为了应对朝廷这次增加职田给百姓带来的影响，晚辈同时建议朝廷，把新垦土地免税三年的期限增加到五年，而差役法的施行，也将极大提高百姓垦荒的热情；另外新税法的施行，也必定能抑制民间富户兼并土地的规模；

这几种举措同时实施，相信增加官员职田，并不会对普通百姓造成太大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利大于弊。

至于范相公提到新税法至使士绅强烈抵触、地方不稳，下官认为，每一样新法的施行，必定不可避免地伤及一部分人的利益；

但若是不改革，朝廷又将无以为继，同时失地百姓不但生活无着，还要背负沉重的苛捐杂税，同样会迫使他们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正所谓两害取其轻，士绅即便交纳赋税，也不会伤及根本，这种情形下，真愿铤而走险的人不会很多；但贫苦百姓则不然，他们无田无地、无衣无食，朝廷的赋税还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造反，别无他途。

因此下官认为，新税法确实让士绅不满，让地方有所动荡，但和原来比起来，朝廷承受地方叛乱的风险反而小了很多。

新税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统一税赋，废除原来众多的杂税，这一点对一直困扰朝廷的冗员、冗费问题的解决，也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税赋一但统一，不但极大地减轻百姓的负担，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负担；原来杂税众多，一县需要上百、甚至数百吏役帮闲才能完成缴税工作，而这些吏役帮闲的佣金，也是从各种杂税、例钱中支付，这使得百姓承受了更多的盘剥；

而统一税赋，所须人手将大大减少，甚至只需原来的一成人力，就能完成任务，那么官府就能解雇众多的役吏帮闲。

因此，范相公说新税法于吏治并无补益，晚辈实在不敢苟同，范相公，自古治官容易治吏难，若能成功罢去大部分吏役帮闲，那朝廷要厘清吏治就容易十倍，晚辈所说，不知范相公以为然否？”

“任之所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有本末倒置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