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对此的解释应该可以算权威：“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战局、战争，这说明狭义的战略家本身只限于军事战争领域。

比如春秋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大概只有孙武和范蠡。因为这个时代主要是称霸，战术以车战为主，战争通常只持续半天乃至几天的时间，如此短暂的战争时间，根本谈不上长期战略，本身就不符合“战略家”的基础定义。

而孙武主导的吴国灭楚战争，则从前512年持续到前55年共计七年时间。这段时间中，孙武一直着眼战争全局，对吴楚双方的实力时刻保持清醒认知，中间通过“三师轮出”等策略削弱、麻痹楚国，为最终决战创造条件，而最后的柏举之战“深远奇袭”更是堪称经典，回到前面去看看战略家的定义，就会发现孙武的确符合。范蠡实质同此，只是成色上不免差了一些。

至于战国时代，能称为战略家的，在笔者看来，恐怕也只有两位，其中一位当然是秦始皇，是他真正主导了六合一统的历史进程，对此估计没人会有疑问。

而另一位，不是白起，也不是王翦，虽然他俩堪称战国名将之首，具体的军事指挥能力也出神入化，但他们距离“战略家”始终还有差距。

这个人，其实是司马错。

在后世，司马错的名声不算太响亮，起码不如白起等人，但若论起对秦国一统的“战略”层面上的贡献，司马错可能才是最不可或缺的那位。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16年，这一年，秦国西南方向上的蜀国、巴国、苴国等国家之间发生了战争，都请求秦国出兵救援。当时，韩国正从东面进攻秦国（公孙衍时为韩相，一向主张合纵伐秦的他主导了这次进攻，因此秦国内部关于下一步的战略出击方向，出现了两种分歧。

一种可以称为“东向”派，代表人物是张仪。他认为巴蜀等地地处偏远，又蜀道艰难，去打它们不仅劳民伤财，打下来也没啥利益可言，对秦国的称霸大业压根没有帮助，不如东向去打韩国尤其是周王室，夺取九鼎，“挟天子以令天下”，建立王业。

站在当时的时代，张仪认为打下巴蜀没有实际利益，不算多离谱的认知。因为当时的巴蜀不仅不是“天府之国”（需要等待都江堰的出现，甚至可以说是不毛之地，争利固然没有，当一帮蛮夷的裁判或者说“话事人”也没啥“争名”的荣耀可言，因此南并巴蜀成本高而名利全无，不可行。

客观说，这一点上张仪的建议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就断定其错。但对于东向威逼周王室、“挟周天子以令天下”的建议，则基本可以断定为臭棋。

因为当时周天子的权威早已衰落，想“挟周天子以令天下”无疑是痴心妄想，天下不会有人真当回事，这和后世比如曹操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时代背景完全不同。同时，秦国如果真这么做，反而会给天下以把柄，是自行将秦国放在火炉上烤，成为天下的众矢之的。

结合当时各国的实力对比和后来的进程看，秦国的确还没有真正“问鼎”天下的实力，张仪的这一建议无疑是昏招。

所以司马错强烈反对这一战略，他甚至就此做出了推演，一旦秦国进攻韩国威逼周王室，周天子会把九鼎送给楚国、韩国也会全面投向齐国，同时，因为秦国犯了众怒，天下势必联合伐秦，这样的话秦国不说完了，起码危险了。

公元前318年也就是两年前公孙衍主导的“五国伐秦”还历历在目，虽然秦国击败了这次联合活动，但备受孤立的滋味显然不好受，若是实行张仪的建议，秦国无疑将彻底孤立，因此秦惠文王很明智地否决了张仪的建议。

但对于“南向派”即司马错建议的战略思想的实质，恐怕当时的秦惠文王未必全能领会。

司马错说：“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彊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原先从事於易。……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

司马错不仅是军事家，同时也是纵横家出身，他对于富国强兵、外交纵横等领域同样精通，这一次，他便是站在这些角度上分析了“南并巴蜀”战略的意义所在：广地、富民、博德。

首先，“南并巴蜀”将会拓展秦国的土地或疆域，从地图上看，吞并巴蜀以后，秦国的疆域几乎翻了一倍有余，这种扩张的好处是肉眼可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