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当时的巴蜀当然比不上秦国乃至中原之地的富庶，但只要有地有人，就自然会产生财富，这些财富取之自可富国强兵。

更不要说，后来的事实证明，尤其是都江堰建成以后，巴蜀不仅不是不毛之地，反而一跃跻身天府之国，成为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真正的经济之源和兵力之源。也就是说，司马错当初的看似“无心”之举，反而让秦国捡到了一个大宝藏。

博取德行名声而费力甚少。这个很容易理解，当时中原四周的蛮夷戎狄不仅经济、文化落后，军事实力差距也悬殊，秦国攻占巴蜀轻而易举。（同时代赵武灵王攻打北方戎狄、“胡服骑射”难度同此。这次又是它们自己过来求援，秦国出兵不算侵略，反而有“禁暴止乱”的美名。

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秦国于当年年内就吞并了巴蜀，考虑到蜀道艰难，估计秦军也就是到四川徒步旅游了一圈而已。

又因为是蛮夷之地，中原各国对于秦国的这次版图的大幅扩张并没有强烈反对，除了也早觊觎巴蜀的楚国。

看了以上，就会明白司马错为什么会是战略家了，他这番分析基本都是站在地理、政治、经济、外交等层面看待问题并精准分析，反而军事层面着墨较少。

而司马错“南并巴蜀”影响最大也最深远的军事亮点，《史记》、《战国策》、“资治通鉴”等书并没有记载，它是记载在《华阳国志》上：“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蜀地向东，可以进攻楚国，得到了蜀地就得到了楚国，而一旦楚国灭亡，天下也就统一了。

这就要说到司马错“得蜀则得楚”这一军事战略的精髓了。

当时的秦国，因为西南向巴国、蜀国的存在，若要进攻楚国，基本只有东出武关、沿丹水方向进击这唯一一个战略出击方向，这条路线不仅单调绵长，后勤补给困难，更重要的是，它要面临左翼韩国和魏国的军事压力，甚至随时会被两国截断后路，战争风险极大，不能专心对付楚国。

而一旦吞并巴蜀，我们再来看看，秦国就会凭空多出两条进攻方向，分别是汉水方向和长江方向。后来的事实对此予以了充分证明。

公元前28年，也就是36年后，司马错本人亲自率领水军从巴地沿长江方向出击，很快进入楚国腹地，攻占了楚国黔中郡。这一前所未有的军事创举楚国当然想不到，猝不及防之下吃了大亏，只好割让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的土地给秦国以寻求罢兵。

次年也就是公元前279年，名将白起“致敬”司马错，有样学样，只是改长江方向为汉水方向，同样出其不意，迅速进入楚国腹地，后来便是著名的“水淹鄢都”，终于给与楚国以重创。

真正的威力还不限于此，那就是，这三条进攻方向排列组合或者全部使用，可以形成对楚国两面夹击的钳形攻势或者三路夹击之势，这对于楚国的战略研判和迎战准备当然是巨大的威胁。

也就是说，司马错早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看到并创造了“得蜀即得楚”的全新战略出击方向。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中国地图在手，甚至于都没有实地去过蜀国和巴国，司马错居然能衍生这种领先时代的创想，其战略素养之高，的确令人高山仰止。

更重要的是，这种“以迂为直”、创造新方向的战略指导思想，让秦国在后来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得到了实际启发和运用。秦国再也不是单纯的东出中原和三晋争锋，而是攻打三晋和攻伐楚国相结合，始终处于战略选择的主动位，通过迂回楚国而迂回中原。

我们来看看司马错与战略家定义的符合程度——“能着眼整个战局，且拥有极强的宏观意识和长远的战略目光，并能全面详细正确的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并能合理分配使用己方所持有力量与资源，从而引导我方获得战争的最后胜利。”

“着眼整个战局”：司马错始终是站在秦国兼并天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他坚持攻占巴蜀，是为了“得蜀即得楚”。至于“楚亡则天下并”，客观说，当时秦国和司马错应该还没有一统天下的概念，但这丝毫不耽误司马错“南并巴蜀”这一战略在秦国一统六合历史进程中的的实际作用。

“极强的宏观意识”：司马错的广地、富民、博德便是实证，他从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军事家的角色，而更多是以纵横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角度来分析问题。

“长远的战略目光”：“以迂为直”、创造新出击方向、“得蜀即得楚”。

“制定己方的战略方针”：司马错亲自实施并验证了自己的战略设想，给白起乃至后世提供了完美的模板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