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用思辨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这个命题，将“天下之利”与“一毛”的关系再作一番考察。“天下之利”是什么？不就是每个个体的“一毛”之利的集合体吗？它们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为依存的关系。为政者如果能从这样的“天下之利”考虑出发，就是德政，就是仁政。

话头回到孟子，孟子雄辩，往往不是以讲道理胜，而常常是以气势胜，就看他在“天下之利”与“一毛”之间，以近乎无限之落差，蓄足了他巨量的势能，其势一泻千里，而沛然无御，所以他只管说得痛快。

可有谁知孟子的论敌“杨、墨”，就是惠施？因为惠施把杨朱与墨学给“合同异”了。

惠施的“合同异”

惠施与孟子相比，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不过，孟子好辩，而惠施则更是善于哲理性思辨的大思想家，同时，惠施还有审时度势、治国理政的操作能力，这是孟子所不具备的。

孟子“辟杨墨”，而惠施则将杨墨两家给“合同异”了。“合同异”的“异”，是不一样的意思，是把不同的东西放在一起，强调两家学说的同一性。

惠施是宋国人，与孟子生活于同时代，是庄子的好朋友，是那种辩论起来棋逢对手式的好朋友。当年孟子响应宋君偃的号召，来到宋国行仁政时，惠施刚好在魏国做宰相。

那时，惠施发起了战国史上著名的“会徐州相王”的国际结盟运动，魏惠王邀约齐威王在徐州会盟。齐威王那时候很威武，整个齐国和稷下学宫正逢盛世，不过齐威王此时还应该叫齐侯。魏惠王带着一帮小诸侯国喽啰，在会盟大会上，尊齐侯为“王”，齐威王不好意思独担，也尊魏惠王为王，也就是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孟子去行仁政的那个宋国的宋偃君是第三个称王的。这事儿发生在公元前334年，是战国初期，那时诸侯们还羞羞答答遮遮掩掩，不敢称王。因为只有周天子才是名正言顺的天下之王。春秋五霸都称“公”或“侯”，以爵位称呼，哪敢称王？但是，自从这次“会徐州相王”运动以后，诸侯们纷纷称王。

从那时起，惠施就成了孟子的对手。话从九年前说起，即从“会徐州相王”往前推九年，正是齐、魏两国大战之际，著名的马陵之战，孙膑大败庞涓，魏国一败涂地，魏国太子申被齐威王俘虏。此时，魏惠王只好任用惠施为宰相，因为惠施主张“偃兵”和“去尊”。“偃兵”就是偃旗息鼓，不要打仗了，要和平。“去尊”就是不要想着做诸侯国的头，不要想着当“王”，诸侯们和平共处。魏国遭受重创，又面临秦、齐两国夹击，当然要“偃兵”了。所以，魏惠王对惠施简直言听计从，甚至还曾一度想禅让王位给他。

盛气凌人的魏惠王怎么一下子这么谦卑起来，还能接受惠施的“去尊”主张呢？因为当年魏国强盛时，曾领十二国诸侯朝见天子，遏制秦国，连尚武的秦国都害怕招架不住魏国。于是商鞅献了一计，尊魏国为王，并劝魏做天下之主，魏惠王就真自称“夏王”了。

战国争霸，敢称王者必会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惠施劝魏惠王“去尊”，把自己彻底放下来，要放得“天与地平”。既然魏国已被齐国打败，那就尊齐为王吧。与其倾全国之兵力去和齐国拼命，还不如“偃兵”，所以，才有“会徐州相王”之盟。

齐国大将匡章，也是孟子的学生，就很怀疑惠施，所以就质问他：你不是主张“去尊”吗，为什么还要尊齐侯为王呢？惠施讲了一通大道理之后，说如果尊齐侯为王能免于战争，人民不用战死，何乐而不为呢？这套说辞，当然骗不了匡章，惠施的用意无非是让齐国来扛大旗，让齐威王当出头鸟。所以，当齐魏会徐州相王时，楚国不干了，果然要出兵。可当时，齐楚势均力敌，加上楚国刚灭了东南一隅的越王。所以惠施的“偃兵”才得以成功。

惠施“偃兵”，显然从墨子的“非攻”思想发展而来，但两者又有所不同。

首先，“非攻”在墨子是绝对的原则，而“偃兵”是一种国家发展战略。墨子“非攻”，是以民间立场干预国家主张，以民间实力对抗霸权主义，而惠施的“偃兵”，则是一种国家奉行的国际关系的准则和策略性的外交政策。

其次，“偃兵”是国家行为，当然要谈国家利益；而“非攻”则高举国际正义，要“兼相爱，交相利”，使各国皆“尚同”于“正义”，不拿“正义”来做交易。

还有，“偃兵”的思想基础也与“非攻”不一样，“非攻”是基于绝对化和理想化的“尚同”，而“偃兵”就是基于现实的妥协，这在惠施叫“合同异”。

墨子的“尚同”，是向同一个目标看齐；而惠施的“合同异”，则要将不同的势力和利益合在一起，求同存异，结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