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施作为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位巨匠，他的身世也为世人所关注。惠施到底是怎样一个社会出身呢？有人认为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吕氏春秋·不屈》“施布衣也”，有人认为他是出身于农村公社的公事人（《吕氏春秋·不屈》“施而治农夫者也”，也有人认为他是出身于平民的知识分子。笔者认为惠施是一位由“士”上升的官吏。从《说苑·杂谈》中他欲赴梁为相，对船夫的鄙视“子之比我，蒙蒙如未视之狗耳”，以及《吕氏春秋·不屈》中匡章攻击惠施“无耕而食”，惠施答辩自己就是“治农夫者”中可以知晓：惠施出身于对劳动者极度鄙视、又以“治农夫”为己任的“士”阶层，后来上升到了封建官吏阶层。

名家开山称惠子自成体系非墨道

“名家”之称，起于汉代，最早见于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在先秦著作中，则称“辩者”。《汉书·艺文志》认为名家学派共有“七家，三十六篇”，如《邓析子》二篇、《尹文子》一篇、《公孙龙子》十四篇、《成公生》五篇、《惠子》一篇、《黄公》四篇、《毛公》九篇。这些著作，大多早佚。到了《隋书·经籍志》，就只著录《邓析子》《尹文子》两种；《公孙龙子》则略后又复见于唐人王某的《拟公孙龙子论》及《唐书》以下公私书目。这三书今天皆存，学界早已比较一致地认为其中的《邓析子》《尹文子》是伪书，原书已经不存而是由后来魏晋或陈隋间人抄袭他书依托而成。甚或认为据可靠古籍记载的邓析、尹文学说，二人根本不属名家；《汉书·艺文志》所载原书亦只是出于战国末年人编辑不知主名的先秦名家言时所依托。这样，惠施还是名家学派的开山。

《汉书》列惠施于“名家”。“名家”，本是后人所给的称谓，惠施、公孙龙等人并未自称为名家，也不一定结成如儒、墨那样的派系。但是，他们却又是非儒、非墨、非道、非法的思想家，这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对于后世所认为的惠施出于墨子学派，是所谓“别墨学派合法的代表人物”；认为惠施出于老子学派，是“杨朱之徒”；也有认为惠施是属于法家的，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惠施思想虽然受墨、道两家的影响比较深，但其自成一派，正如梁启超所言“不仅以辩论名实为治学之手段，而实以为彼宗最终之目的”，因而都不仅仅是“比别家稍为高深一些”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惠施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可谓独树一帜。

墨子在齐国时，齐还没有稷下学宫，但那时墨学已是显学了。

所谓“显学”，在当时是指起于民间而广为流行的主张和思想，是被时人拥趸的学说。孟子在诸国推行仁政不成功，便转身批判“显学”去了。孟子“辟杨、墨”时，已是墨家后学时代，被称为“别墨”学派。那时，孟子正在稷下做先生，而“别墨”在稷下正当显学之时，代表人物是宋钘和尹文，此二人也是稷下风云人物。但孟子的“辟杨墨”显然不是针对稷下别墨宋、尹之流，很可能是惠施。

“杨”，指杨朱，就是那位“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的杨朱，“一毛”是杨朱之学的核心。“墨”，就只能表指墨学了。

孟子为什么要去批判杨朱和墨学呢？表面看来，天下人“不归杨，则归墨”，要么追随杨朱之学，要么拥趸墨学。儒学反而在战国争霸中显得不合时宜，孟子行仁政就总碰壁，而惠施发起了具有国际和平意义的“会徐州相王”运动，却一举成功。所以，孟子要借“杨墨”来灭惠施。

然而，非常有趣的是，当时的情形并非像孟子说的那样。事实是，杨朱是个彻底的“为我”主义者，他既不会去著书，也不会去讲学，在当时哪里会有那么大影响？我们翻遍历史也没有找到杨朱有过什么著述或带了多少弟子门人，那么杨朱的影响何来？他和墨子的影响怎能同日而语？可孟子却偏偏要将一个寂寂无名的杨朱与墨子相提并论，这又是为什么？

从孟子好辩和常常以气势压倒对方的性格来看，他提杨朱纯粹是为了凑成一个人性的对子，有对子就会有排比句般的气势。他老师孔子有一句话叫“过犹不及”，从墨翟主张“兼爱”来看，兼爱是无亲疏远近，这是人性善过了头。而杨朱则与墨子完全相反，认为人性就是“为我”，可以说这是人性的“不及”。墨子的“兼爱”“爱”过了，超越了人性所能承受的能力，人性对博爱能承受多少呢？杨朱的“为我”，又是人性的不及，所谓“过犹不及”，说明墨子“兼爱”与杨朱“为我”是一个毛病，所以两人都是思想上的偏执狂。孟子就这样东拉一个杨朱，西扯一个墨子，把他们放在一起，声东击西，批判起来才过瘾。

孟子说他好辩是不得已，对子式的痛批又来了，他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骂得够狠！

杨朱原本就没什么名气，西河学派没见他的身影，稷下学宫也没他的踪迹。可孟子偏说，杨朱之言“盈天下”，如洪水滔天，必须灭了它们。不想孟子一骂，杨朱不但没有被灭，反而出名了，孟子给他戴了一顶“为我”的高帽子，本来就是无中生有，是为了立一块人欲的靶子进行射击，孟子万万没没想到，靶子被打成了主义——个人主义，杨朱风头无敌。杨朱没有著述，却有了主义；没有弟子，却成了一派宗师。

孟子辟杨墨，带有战国风气，有一种杀气和霸气，不像春秋诸子那样温文尔雅讲礼节。墨学在当时确实是显学，不仅与儒学不分上下，关键墨子还非儒，竟然还批判到祖师爷孔子头上了，墨子借用齐景公与晏子的对话，说孔子到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就会动乱。当然这个故事并非墨子本人所写，而是后世门人所为。作为孔门再传中的大儒孟子，当然责无旁贷要出来反击了。孟子本想将墨学拉下来，降到杨朱那样的档次，凸显其睥睨之势，结果墨学没被拉下，反而将杨朱抬举起来，又无端制造了一个儒学的劲敌和对立面。

孟子的气势虽然很足，但理上难免有亏，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似乎还将就着能说得过去，说墨子“兼爱”是无父，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儒家《礼运·大同》篇就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泛爱众”与“兼爱”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怎能是墨学“无父”呢？这就是孟子好辩的一个特点，他只管意气风发，不管逻辑。

杨朱没有非儒，却被孟子拉来陪绑，被斥为禽兽，就因为孟子说他主张“为我”。注意，这个“为我”是孟子说的，强加给杨朱的，是被“孟子化”了的一说。孟子还说，杨朱以天下之利换他一根毫毛他都不换。孟子太聪明，抛出一个这么大的、在当时肯定是政治不正确的伪命题，可能把天下都给震动了一把，因为这个命题很吓人。

为了强调杨朱“为我”的合理性，有人将杨朱的主张上升到个人主义的立场，但却忽略了个人主义的立场究竟是什么？个人主义的立场，主要是指个人权利形态，个体生命形态还在其次。而我们从“被孟子化”了的杨朱的“为我”主张来看，他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关乎个体生命形态的，比如“贵己”、“全生葆真”，是强调个体生命的重要，与个人权利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