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此理，官驿可以因此增收，而增加的收入就可以多养些路官路兵，同时还能贴补朝廷设驿之费，或许待将来天下人口流动增加，朝廷还能因设驿而增收国帑。”

朱翊钧颔首说道。

申时行、张学颜、海瑞等沉思起来。

大明商品经济大兴后，人口流动的程度的确增加，但也的确导致盗贼之事大量增加。

许多地方官僚都因为抓捕盗贼不力被惩罚过。

如历史上因功封松山伯的南直巡按御史田乐，就因为盗贼抓捕不力而被罚俸考成不佳，以至于一直未升。

因为除非是官僚，否则普通商贾与百姓出远门是不能使用驿站的。

而在交通上处处开歇脚之店的也只有朝廷才有这个实力，民间商贾最多只能在人口辐凑之地开歇脚之店，所以使得许多外出商贾和百姓常遇盗贼，而因此不得不结伴出现，但即便如此，也还是难以禁绝盗贼之事，而给许多民众增加了外出的畏惧之心。

尤其是万历新政后，严查官僚子弟和士绅也投宿驿站，使得许多官僚子弟和士绅也因此不得不在外出时投宿荒野，而因此也受到过盗贼劫掠，以至于给许多地方官吏反而增加了管理地方治安的压力。

所以，朱翊钧现在也就想到了与其只让官驿承担国家通讯功能，不如也兼职经营民间客栈与邮递、仓库功能。

但让国家机构开始承担商品经济中经营取利的牙店角色，还是让从小受理学教育长大的执政公卿们不得不慎重思索一二。

因为这个时代的儒学教育提倡的是治国当崇礼明德，而非苟利求利。

好在申时行等执政公卿已受王学和张学影响，开始注重事功，开始务实，倒也没有贸然反对，而开始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这里面的利弊，没有凭程朱理学擅加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