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逐渐地接近了控制室，那里只有几名警卫在看守着设备。

“外面是不是有人来了？”

“哪里有人？这都是你的错觉。”

两个戴着某种头盔设备的工作人员争论了一阵后，决定不再就这一问题继续纠缠，继续躺在椅子上休息。逃过一劫的麦克尼尔粗略地观察着房间的内部环境，记下了几个适合逃跑的地点。

“那头盔看起来有些危险。”麦克尼尔不敢轻举妄动，“这肯定不会是看电影或是玩电子游戏的工具，也许它是一种更为高效的监测设备。”

凭麦克尼尔掌握的技能，既不能迅速地攻破防火墙，也没法不留痕迹地瘫痪那些时刻监视着非法访问者的程序。因此，伯顿特意为他提供了一个用来充当替身的工具——将这一呈现出长盒状的设备连接在电子脑外侧，即便是遭遇对方的反制也能避免电子脑本身受损或特征被追踪。当然，技术更为高超的专业人士不会被这种简单的把戏困住，比如米拉就表示她完全不在乎对手是否使用了这种代理，因为攻击性防护屏障在极端情况下能直接烧毁对方的设备。聪明的黑客知道如何预判对手的动作，那些头脑不够灵光的初学者常常会因为替代型防护屏障被击穿后没及时终止访问而连着自己的电子脑被一起烧掉。这在麦克尼尔听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他从未想到黑客能够借此实现快捷的远距离杀人灭口。

最后，麦克尼尔决定用物理手段解决房间中的隐患。义体化技术和电子脑让人们免于因大多数常规外伤而瘫痪甚至死亡，唯独不可能排除电击。在无力地抽搐了几次后，两名工作人员眼冒金星地倒在地上，其中一人的手险些触及报警按钮。

“报警程序应该安装在你们的脑子里，而不是需要手动触发。”麦克尼尔迅速地接入了这家夜店的数据中心，开始寻找自己所需的资料。每天有成百上千人穿梭于这家夜店中，有些顾客甚至白天也徘徊在夜店里，连见惯了大场面的伯顿都说这种人一定有问题。麦克尼尔首先要调取监控录像，而后再根据语音识别找出存在问题的画面并锁定对应的人员。

他专心致志地在数据的海洋里捞取那些只对他一个人有价值的情报，其他人的生活不是他能够打扰的。每个人都选择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并且应当为此负责到底。虽说这些看似出于自由意志的决定最终也是在历史和环境的综合作用下受到诱导而得出的，将意志付诸于实践的终究还是走进了夜店的顾客们。这些或是完全陌生或是有些熟悉的面孔不停地在他眼前闪过，这是一种麦克尼尔从未设想过的生活。

“有些人活着，仅仅因为不能轻易去死，所以勉为其难地留着一口气……这有什么意义呢？”麦克尼尔发现其中一名工作人员似乎快醒了，于是走到他身旁，免费赠送了一次电击，“他们可能打算借此从现实的苦难中暂时获得解脱，可是等到他们走出夜店的时候，问题还是一样多，而且还因为耽搁更多时间而加重了。”

十几分钟后，麦克尼尔偷偷摸摸地溜出控制室，沿着伯顿事先指定的方向，准备撤离夜店。尽管做着一份不太体面的工作，伯顿十分用心地观察夜店的每一个角落，当他听说麦克尼尔打算获取一些同难民有关的情报时，便向麦克尼尔献上了他准备已久的方案。支配着整个犯罪集团的巨头才能光明正大地坐在写字楼里发号施令，那些普通犯罪团伙的头目不管如何装点门面，依旧是只能徘徊在贫民窟和垃圾堆附近的不入流角色。也许在难民偷渡的生意背后站着强有力的幕后黑手，但真正负责具体行动的罪犯也只配来到这样的夜店。

绕过吵闹不休的顾客们，麦克尼尔顺着另一个侧门离开。伯顿不会陪同他行动，那个从事多年反恐行动的专家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了解如何犯罪并抹除证据。缺乏技术支持的麦克尼尔需要伯顿帮他处理现场，远在大洋彼岸的舒勒自然是帮不上忙的。就像往常那样，麦克尼尔再一次被广告牌和从不会放过城市任何一个角落的灯光包围了。他很低调地扣紧了头顶的棒球帽，打算去下一个地点继续调查。从那些监控录像中的只言片语里，麦克尼尔找到了一些仅能用于捕风捉影的零碎证据，那些对话不足以让他抓住任队长所说的罪犯。

任队长之前和麦克尼尔说，难民和从事偷渡生意的人贩子卷入了一些简直颠覆公序良俗底线的犯罪活动之中，恶劣程度不亚于麦克尼尔那晚见到的器官贩卖。麦克尼尔对韩国人是否有决心惩治这些犯罪产生了怀疑，他决定试探对方的决心，要是他将罪犯送到门前而罪犯反而要被无罪释放，他也只好考虑流亡到另一个国家了。没人喜欢生活在罪犯无法得到惩罚的城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