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李杰，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