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怨沸腾这一点，给王文川造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这也影响了皇帝的判断，最终变成了他被罢相的直接诱因。

“看来，这个利息还是要降低。

“降到年息10%？5%？

“似乎……还是有问题啊。”

楚歌想来想去突然发现，这个问题，并不全是数值问题。

不管多低，都不安全！

事实上，历史上的王文川显然已经预见到了利息可能对农户造成的压迫，所以，他在变法的细则中，已经对此做出了预防。

比如，“不愿请者，不得抑配”，也就是说青苗法中的借贷属于完全自愿，农户不想要的，不能强制摊派；

又比如，明确规定了利息最高不能超过30%。

如果青苗法真的能够严格按照王文川所制定的标准来实行，那绝对不会有民怨沸腾的情况出现。

但楚歌很清楚，青苗法推行之后，王文川制定的这些限制，根本就是形同虚设。

底下负责新法的官员，很快就突破了这个上限，把年息20%，私自改成了两季各20%，也就是全年高达40%。甚至很多官员还把这个数值定得更高，达到民间借贷100%利息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不愿请者，不得抑配”基本上也没被执行。因为根本没办法考察到底哪些是民户自愿、哪些是被强制摊派的。

官员们强制摊派后，完全可以说是民户因为还不上借贷而撒谎，说自己被强制摊派了。

而且，为了确保新法的效果，王文川也必然要给这些官员们划定指标。

青苗法完成了多少业绩，要作为官员的考核内容之一。

从动机上来看，业绩考核当然是必要的，否则如何确定哪些官员在办事，哪些官员在阳奉阴违？

那些旧党搞非暴力不合作，不推行新法，只有用业绩考核才能揪出来。

可问题在于，一旦考核，官员们就必然会层层加码。既然以青苗法的收益为考核标准，官员们就肯定会强制摊派、暗中提高利息，这样才能显得自己业绩突出。

不管定多少利息，这些官员总能想办法突破。

那么能不能改变考核标准呢？不单纯以收益为标准，而是综合法条执行的准确度、民众口碑等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

这显然又完全不具备可行性。

楚歌思前想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

这20%的利息，不管降多少，都没意义。

因为哪怕定1%的利息，官员们也总有办法给它提高到100%，而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王文川对此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也是新法最终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以，楚歌思前想后，决定才用更果决的措施。

“既然不管利息降到多低、都有可能被这些官员给暗中抬起来，那我干脆强制规定，发放无息借贷！

“这么做，至少有三个好处：

“第一，没有了利息，官员们就没办法明目张胆地收取利息，最大限度地阻止这些官员‘唱歪经’，这样一来就不会有民乱，也不至于产生让王文川罢相的负面舆论。

“第二，很多旧党弹劾王文川，说他‘与民争利’。不管利息定多少，他们都会认为这是‘与民争利’。那我直接用无息贷款，总不是‘与民争利’了吧？这就变成了一个救济性质的100%的善政。执行如何暂且不论，至少在道义上站住了脚。

“第三，虽说无息贷款没赚头，但如果青苗法真的能顺利施行，一方面是会在普通民户中产生巨大的声望，形成不错的舆论，支持新法；另一方面，民户能顺利度过青黄不接的阶段，地里的收成越来越好，那么农户能够缴纳的粮食自然越来越多，客观上也是能增加国库收入的。

“就这么办！”

一番思考之后，楚歌还是决定，先莽一波看看。

因为他发现，哪怕他带着数百年后的智慧坐在这里，综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根本没办法给出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

每一种方案，都是有风险的。

但他是玩家，最大的优势在于可以一次次地重来。所以他完全可以大胆地尝试。如果不行的话，那就从头再来，不必像王文川一样瞻前顾后的。

想到这里，楚歌改掉了青苗法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