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儒家空谈仁义，不重实务是深恶痛绝。

见刘宗周又一味的强调仁义德化，而避于务实，他立即反驳道：“刘编修所言，有失偏颇，就拿明初而言，明太祖定八股，重朱程理学，君臣父子，尊卑长幼、纲理伦常之说甚于历朝，岂不乃有燕王以臣弑君之事？”

“那是明太祖严刑酷法有失仁德。”

“然文景、贞观有失仁德乎？”

“文景、贞观未失仁德，却失之纲常不张。”

激烈的辩论进行到这里，听上去是王夫之落到了下风，但他却依旧自信满满，让人有些不明所以。

只见他一振衣冠，朗声说道：“照刘编修所言，只要施仁德，重纲常，便不会有谋逆之事发生了？”

“然也！”刘宗周大声作答，不避不让。

王夫之谈然一笑问道：“听刘编修所言，并不否认洪朝一朝重纲常，只是失于仁德。”

“然也！”

“然刘编修先前说过，洪武年间，严百官，厚诸王，以剥皮充草之严刑酷律待百官，以分封厚赐待诸王。可见明太祖仁德之薄，乃薄于百官，而非诸王。

其待诸王，可谓是优渥有加，仁至义尽。换而言之，洪武待诸王既讲纲常，又施仁德，然起兵谋逆者，恰恰是燕王，对此，不知刘编修何以自圆其说？”

王夫之这番辩驳，确实精彩之极，竟把大师级的刘宗周驳得哑口无言，一时无以作答。

王夫之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抱圆对秦牧一揖，朗朗说道：“陛下，由此可见，施仁德，重纲常，导民向善，此固人君所应奉行之。然光靠仁义道德，纲理伦常，并不足以保社稷安定、百世平宁，是以须施以律令，严然约束，防范于未然也！”

王夫之并没有全然否定儒家，但却更强调法家，以法制厘定一切。

当然，他的中心思想还是“宽以养民，严以治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