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世的农耕水平，至少在江淮地区，是足以保证工矿等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

一名青壮农民，即使不借助耕牛，也能较为轻松的耕种十亩地。以十亩一年两熟的上熟田计，年收三十石粮，一人耕种就能供六七人吃食一年。

实际上，先秦时期，还是以青铜器为主，在刀耕火种的模式下，一夫就授田百亩（先秦一百亩计此时三十亩地。在当世，借助更精良的铁制农具以及更充足的畜力水平，在徐泗等土地充足的屯区，一名青壮劳力普遍能完成人均耕种三十亩田的任务，农闲季节照旧能抽出来去修路挖渠等工造事务。

眼下江宁控制的大半个中原地区，人口不过五千万左右，人均占有的土地相对充足。

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从美洲引进玉米、土豆等什么高产作物。只要把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农耕法，在江淮浙闽等平原地区，老老实实的推广开去，所生产出来的余粮，就足以供一个庞大初级工业体系消耗了。

虽说冬麦夏稻或冬棉夏稻、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传统，在江淮浙闽地区存在已久，但受限于涝田不宜种棉麦、旱地不宜种稻米，受限于传统农户改造田地的能力十分有限，实际能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在江淮地区的比例仍然很小。

在平原地区，推广一年两熟甚至三熟的复种良田，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关键是要有完善的灌溉及排涝河渠系统。

这个工作，非要地方官府出面主持，分散的农户绝没有能力去完成。

故而在诸多新政里，较为核心的一项，就是要地方官府，在农闲季节，，组织地方农户以工代赈、以工代税、以工代赋的各种形式，去修造道路、改善交通，兴修水利设施，改造出更多不受旱涝侵害的复种良田。

这项工作的好处，从林缚早年在崇州大修水利、扩广复种耕法的效果便可窥一斑。

崇州五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往实际都归属崇州，整个地区的人口在过去十年时间里，增涨将近一倍。崇州五县范围之内，不事农耕，而从事新兴工矿、海贸等业的人口已经达到二十五万之多。

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崇州所产的粮食，除供境内消耗外，每年还有能力向外输出近两百万石的粮食。

要是整个江淮以及浙东、闽东地区，都能达到跟崇州相当的水平，仅东部沿海地区能维持现有的工矿、商贸初级体系之外，每年应还能向外输出高达两千万石以上的余粮。

这本该是一桩各方面都要极力去推动的新政、善政，但到周问云这里，却成了“粮足养口、足缴赋税就足够了，再多就会粮贱伤农、粮足伤农”了。

地方官府向农户征田粮税及口赋，已经实现以银代粮。故而每到田赋征缴时，米粮集中上市，造成粮价的大跌，故而有“粮足伤农”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