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和大明朝绝大多数政策一样，朱元璋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过于自信和自我。严重忽略了自然规律，天真的认为所有事情是一成不变的，然后给子孙后代定下了规矩，不许改变他定下的律法。

于是大明二百多年中再也没有修订过《大明律》，遇到了实在缺失又不得不使用的律令，后代皇帝只能以颁布圣旨的方式，在《大明律》之外添加临时条例做为辅助。

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唐律》的影子，成了一部新的律法。以《名例律》冠于篇首，按六部职掌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三十卷，四百六十条。

可是到了万历十三年，各朝皇帝临时添加的条例就达到了1000多条，各地官员在判案的时候必须以律、例两种法律文件为基准。

如果这三种法律文件的方向一致也没什么大问题，可它们的颁布时间相差了几十年甚至百年以上，目的又不尽相同。使用起来经常会有冲突，给官员造成不必要的迷惑，更让百姓无所适从，根本不知道什么违法、什么不违法。

另外朱元璋在制定法律的时候留有非常不可告人的私心，也就留下了很多后门。

比如在开篇的《名例律》中规定了八议制度，明文规定议亲（皇亲国戚）、议故（皇帝故旧）、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爵一品及文武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者）、议宾（承先代之后为国宾者）有法律特权。

在这些人犯法之后司法机构不能擅自审问，必须先密报皇帝等待批示。有没有一种感觉，后世的法律在这一点上与朱元璋的出发点很相似，有罪没罪不取决于法律条款，而是听领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