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台便是刚被孙策打败不久的前庐江太守刘勋。

前文提过，此君之女，或是《孔雀东南飞》中女主角刘兰芝的原型。

虽然这首诗此时尚未…啊呸！无耻的剽窃犯赵旻！

伏雅明显跟不上赵旻这跳跃性极强的思维。

其人错愕，失声惊呼道：“卫将军何以得知，家父已暗中与刘府君秘议？”

赵旻装那啥成功，拈着颌下短须笑道：“令尊屯骑校尉与刘子台有旧，值此拯救天子之良机，其二人定有密谋。”

大汉宗室刘勋与邑人，也就是其人老乡伏完，确实有些渊源和旧情。

然而…此事极为隐秘，便连曹操，也对此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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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伏雅对赵旻佩服到五体投地。

当然，臧霸、陈登和步骘，则对此不以为异。

主公乃神人也，得知此事不足为奇。

伏雅震惊到无以复加，只好抱拳坦诚道：“某实不知家父与刘府君秘议何事。但秘议后，家父便遣某至琅琊召集部曲，协助卫将军伐曹。”

赵旻已经可以肯定：伏雅的脑子…啊呸！伏雅心思单纯，不适合从政。

但伏完又宠爱伏雅。

所以，伏完才会派这厮过来结个善缘。

至此，赵旻虽只问了三个问题，但已通过这藏不住话的伏雅，了解到了许都如今的概况。

由荀彧提出、曹操完善的步卒骑马奇袭之计，为何让赵旻、鲁肃如临大敌？又为何让算无遗策的荀攸都大为赞赏呢？

因为汉末三国，或者准确来说，在两宋之前的冷兵器时代，行军时几乎都是人甲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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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行军途中，绝大多数兵士是轻装徒步，不披甲胄。甲胄一般放在“车”中，临阵之前才会穿戴。

关于这一点，在陈寿先生的《三国志》中记载甚多，绝非孤例。

由此可知，此事是惯例。

因此，行军时“人甲分离”的情况，也就为大量的“邀击”行为（半途截击）创造了机会。甚至可能出现仓促临阵时，因甲胄置于车中，导致兵士不得不“轻装突击”的案例。

“无甲行军”固然危险，但也有其因由。推而论之，大抵可以归因如下。其一是减少对体能的损耗，其二是减少对物资（尤其是鞋袜）的损耗。

在我们的固有认知中，古代军队出征，既然肩负作战任务，无论是行军还是临阵，似乎都应该顶盔掼甲。

但实际操作中，行军时大多兵士都是“轻装”状态，甚至进入战区之后亦如此。

建安十二年（207）征讨辽西乌丸时，曹操先锋“卒与虏遇”（仓促临阵），将士“被甲者少、而车重在后”。

卒与虏遇，（虏）众甚盛。（曹）公车重在后，被甲者少，左右皆惧。--《魏书武帝纪》

可知行军途中，甲胄是放置在“车重”（兵车辎重）当中。士兵只穿戎服（即军装），徒步行军，以节省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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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远征塞北，是为了剿灭袁尚兄弟的残余势力。而二袁勾结乌丸，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三郡乌丸承天下乱，辽西单于蹋顿尤强，为（袁）绍所厚，故（袁）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魏书武帝纪》

实际自出卢龙塞起，鲜卑、乌丸与袁氏余党便随时可能出现，曹军却依然“轻装徒步、甲置车中”。可见这种习俗（或制度）有其必然性。

虽然此役靠着曹纯、张辽的奋勇冲击，斩杀敌酋（辽西单于蹋顿）而大获全胜。但实际战况是相当危险的。

（张辽）从征袁尚于柳城，卒与虏遇，辽劝太祖战，气甚奋。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遂击，大破之，斩单于蹋顿。--《魏书张辽传》

顺嘴提一句，如此险些让曹老板“薨”掉的妙计，正是郭嘉所献。

曹老板回许都后向当时的反对者们深深致歉…这点前文提过，不再赘述。

而从曹纯、张辽“纵兵奋击”的记载中，也可看到，少量精锐骑兵部队，应该是时刻“被甲胄”的。这种具装骑兵队，主要负责保护主帅；曹老板遣之出击，可见战况凶险到无以复加，惟有孤注一掷。

云某之灵感，便来源于此。

建安二年（197）张绣初降。曹操纳绣叔母，又勾结张绣侍卫（胡车儿），阴怀奸计。绣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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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绣变乱前夜，谎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

（张）绣降，用贾诩计，乞徙军就高道，道由太祖屯中。绣又曰：“车少而重，乞得使兵各被甲。”--《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