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车”平日确实有“装载甲胄”的功能，而张绣以“车少而重”（存储空间不足）的理由，使部曲披甲，一举破曹。

侧面也可看出，进驻宛县以后，执勤站岗的曹军士兵应该是不披甲的。因此张绣才能一击得手。

此事前文也提过，曹老板根本不想纳降，他就是想杀张绣，此处同样不再赘述。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征调关中军民赴汉中助战，结果激起变乱。彼时关中护军（即监军）赵俨，正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外，听闻叛乱四起，惊得“被甲持兵、不复自安”。

（赵）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可见在行军途中，士兵不仅不披甲，恐怕连刀杖都放在车中，很可能是“空手徒步”。

这也不难解释，为什么《三国志》记载中，经常有靠着“邀击”（半途截杀）以弱胜强的案例。毕竟拳头再硬，也硬不过钢铁，腿脚再快，也快不过战马。

行军途中的军队，既无甲胄、又无兵器，无异俎上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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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行军不穿戴甲胄？（胄指的是头盔、兜鍪）

首先，是为了节省体能。

三国的甲胄，大抵沿袭自两汉。从“形制”上说，有玄甲、襦甲、筩袖甲、裲裆甲与盆领甲。

注：关于三国甲胄形制，我之前曾单独撰写文章并配以实物复原图，本文便不再展开。

但从“甲片连缀方式”上说，以上诸多铠甲，实际都是“札甲”或“鳞甲”，即将甲片叠压连缀。因此，单位面积的装甲，实际体积更大，质量更重，穿戴起来也更费体力。

链甲流行于中亚与欧洲，板甲出现的时间则极晚（具装板甲的成熟大约在十六世纪以后，相当于我国明清时期）。

中国古代绝大多数时间，所用的都是札甲或鳞甲。即使像明清时代的棉甲，也是外罩棉布、内层连缀铁片、外层以铜泡钉加以固定，实际是“包覆棉布的札甲”。

因此，穿着如此笨重的甲胄，如果要长距离徒步行军，对体能无疑是巨大考验。

遑论当时连兵卒都吃不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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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俨传》的记载来看，士兵行军时，不仅无甲，连刀戟都扔在辎重车里。完全是空手徒步，节省体能。

俨自随步骑百五十人，皆与叛者同部曲，或婚姻，得此问，各惊，被甲持兵，不复自安。--《魏书赵俨传》

须知赵俨的部队仅有一百五十人，便已如此懈怠；推而广之，情况应该更坏。

其次是为了减少对鞋袜的磨损。要知道元代黄道婆改进纺织机后，棉布才正式推广开来。汉末有没有棉花都存疑。

虽然三国的“鞋”种类繁多，有木尺鞋（屐）、木底鞋（舄）、长筒鞋（靴）、丝麻鞋（剑履及朝的履）等，实际上述鞋款，都是贵族的专享。比如“靴”是官员的专利，而“舄”（木屐）则是帝王的禁脔。

真正能够量产并普及的，就是草鞋。一般称作“屦”或“屩”，南方则戏称为“粗”。

屩，草屦也。出行着之，屩屩轻便，因以为名也。--《释名》

粗者，麻枲杂履之名也。南楚、江、淮之间，通谓之粗。--颜师古注《急就篇》

以农业文明的生产力来看，普及草鞋已然不易，布袜就更别想了。在赤足的情况下，如果上半身负重过大（披甲），无疑会加速对草鞋的损耗，甚至有可能磨损脚掌、导致感染死亡甚至爆发瘟疫。

更为不幸的是，在当时的生产力限制下，即使披甲，也不是每个士兵都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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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是古代的军用物资，手工打制的盔甲则更加稀缺；不可能浪费在“羸兵”或“弱卒”身上。绝大多数兵士，连负重的机会都不会有，就是穿一身粗麻编织的戎服（即军装），被送到前线当炮灰。

古代骑兵相当于现代的装甲部队，虎豹骑更是百里挑一（见《曹纯传》），不仅高大魁梧，还可以经常享受肉食（见《张辽传》）。

因此具装骑兵，也就成为左右战场胜负的决定性力量。

（曹）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王沈《魏书》

（张）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魏书张辽传》

曹纯麾下的“虎豹骑”，翻译过来，其实就是重装骑兵部队。

骑兵有骑乘（通常一人不止一马），体能消耗大大降低，自然可以长期披甲。步兵靠双腿，因此连刀杖都得放在辎重车里。

步卒不是不想披戴甲胄，而是受制于太多因素而不能如此。

步卒骑马，便完美解决此问题。

所以，诸位大大现在清楚，为何赵旻压力山大而曹军喜气洋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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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刘勋之事，咱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