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策、孙权亦然。

关于君主“儒、法”的选择倾向，可以从以下角度解释。

法家主张集权，搞君主专制。这当然会损害士大夫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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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讲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会分割君主的权力。

而这，恰恰便是曹操与袁绍的不同之处！

以“士族代表”类型的军阀为例。

如袁绍、刘璋等人，虽然强盛一时，但派系四分五裂，勾心斗角；

大族横征暴敛、君主亦无力制约。

换言之，并不是袁绍、刘璋选择了“共治天下”，而是大族选择了袁绍、刘璋做“世家的代表”。

此时，军阀不过是门阀的傀儡。

曹操、刘备等寒门出身的次等军阀，早期并无士族助力，而靠武力为依托，逐步发展。

因此发迹之后，其人可以较少受到大族的掣肘。

一言蔽之，袁绍刘璋的“行王道”看似是人心所向、时势所趋，实际是作茧自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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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曹操、刘备“行霸道”虽然初期举步维艰，但之后受到的阻挠亦少。

虽然袁绍与曹操类似、亦喜游侠之事，但汝南袁氏有传家经学（《孟氏易》），且袁绍本人比较重视个人声望（见许邵故事），能够“矫情自饰”。

所以其人与曹操这种“游猎无度、飞鹰走马”的暴发户子弟，有明显区别。

何况袁基作为汝南袁氏嗣子，其人学问、德行确实值得当时称道。

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将入郡界，乃谢遣宾客，曰：“吾舆与服（盛装的衣物马具）岂可使许子将（许邵）见？”--《后汉书袁绍传》

注意：许邵是“清谈臧否、褒贬人物”的名士。

袁绍不希望自己的奢华给许邵留下坏印象，影响个人声誉。

综上，寒门与士族最根本的不同，便是对传统不甚重视、于礼法也甚为轻薄。

士族奉行儒家的“经明行修”，对寒族基本不管用。

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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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明帝沿袭魏武之道，王霸兼杂，鞭挞宇内，始终没有彻底儒化。

其婚姻贵贱、个人爱好、素质修养与执政方式，无一不是寒门特点的体现。

反而是儒化后的三少帝，权柄下移、威权日去，终被奸臣篡国。这就是讽刺至极的故事了。

霸道令其生，王道令其死。时也命也！